《无国界病人》师永刚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8月版/79.00元 ISBN：9787020171958

　　○王一方

　　医疗无国界，日内瓦公约对救疗普适性的约定就有无分国度、民族、种族、政党的条目，在全球化语境中，“地球村”的隐喻似乎打开了跨国医疗的认知藩篱与选择闭锁。但在人们的印象中，无国界医生是一个熟语，讲的是有一群怀有大爱的医者在人类遭逢战争、灾祸时跨越国界实行救助，而病人的求医则大都受国家疆域限制，即使有人遭遇疑难疾病时克服地域限制，如愿完成跨国求医，也大多为政治领袖、商业大亨，似乎与普罗大众无缘，师永刚的《无国界病人》一书则给普通百姓罹患恶疾时利用全球先进资源，追求疗愈带来几丝希望之光。

　　师永刚无疑是一位幸运者，在确诊罹患肾上腺皮质瘤这一罕见肿瘤的第一时间里，就将求医指向扩大到“地球村”西头的美国，不失为一种绝地求生的战略爬高。在此声明，我并不赞成美国医疗优越无比的断言，但从生物医药的投入以及新药专利的产出看，美国的确聚集了一众新技术、新疗法、新药。因而也就是癌症高危人群不二的求生岛、希望岛。

　　其实，跳脱出医疗决策的复杂性，以及背后的高技术、高消费来看待美国的癌症医疗，其人文医疗的境遇着实令中国患者感受不一般，那把神佑的降落伞究竟是什么？在我看来，有三个不平凡。

　　首先是诊前咨询的强度，在师永刚赴休斯顿MD安德森癌症中心就诊之前，他与国际部庄小姐的咨询对话就极其有内涵，不仅涉及诊疗路径、可能风险，还有费用上限，医院还十分重视既往癌症疾苦与救疗叙事的宽慰效应。患有极其凶险的肉瘤的重庆小妹安妮赴美就诊，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逢凶化吉，峰回路转的故事，启发了许多容易徘徊的癌症患者，促使他们坚定信心赴美就医。

　　其次是志愿者组织与医院之间的密切勾连，跨国诊疗面临着语言、文化、社会适应等诸多障碍，航班一落地，就满面扑来各种异国他乡的陌生感、无力感、无奈感，纵使你在国内如何叱咤风云、呼风唤雨，在此地也是“鞭长屋窄”，无法施展，志愿者组织“光盐社”的接机，陪诊随译，以及后续无微不至地食宿运筹，给初诊者带来的行为、心理慰藉是难以计读的，联想到国内的医院，志愿者组织普遍缺如，即使在癌病房、安宁病房里活跃着一些志愿者组织与志愿者行动，但基本上局限于医助范畴，而没有“光盐社”这类焊接社会与医疗生活的过渡服务。

　　诊疗进程中，患者群落（休斯顿的中国癌症患者村）的知识、情感纽带的编织也是师永刚先生书中特别在乎的亮点，人常说“同气相求”“同病相怜（连）”，本质上是茫茫人海中，素昧平生交集中因苦难而生的情感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怎样复查、购药才合适、合算，如何就诊的节奏才最科学、最经济，怎样的生死姿态才最豁达？这些诊疗实务及终极命题，一个人、一家人闷头对视是想不明白的，必须有一个患者沙龙，相知相交，先进带后进，共同宣泄，共同赋能，才能相互取暖，熬过那漫漫长夜，患者组织的召集人、高参、顾问都有谁，谁的意见权重最大，最容易被采纳，这是一个潜在的江湖，遍布一些潜规则，需要医学人类学家深入其中，才能探明究竟。

　　最后是医患沟通与交往的温度、深度、丰度。无疑，肿瘤诊疗是典型的长链医疗，从初诊接触，到数年复诊，从临床控制到复发回炉，历时数月，甚至数年，医患交集从陌生到亲密，从猜忌到信任，从浅交到深交，从深交到神交，从探讨诊疗要点到探究人生意义，一步一步走向深水区，交往期间有许多拐点，考验着这对摇晃的关系，患者用脚投票，决定是否还应该继续信任、委托此人，是否应该“换人”“换方案”，在师永刚的书中有一个没有被刻意拉出来的对比，那就是他在国内初诊阶段频繁更换医院与大夫，而在MD安德森癌症中心，却很守医。

　　在后记里，师永刚提出一个超然的命题：什么是理想的医院？背后有什么是理想的医生？什么是理想的医学？一系列母题的叩问，答案自然见仁见智，作者引述了梅奥医院的好医生七条（自信、善解人意、人道、关注个体性、率真、尊重、纯粹），稍显抽象。这也让我想起美国著名肿瘤心理学家吉米·霍兰（就职于与MD安德森癌症中心齐名的凯瑟琳癌症纪念医院）的行医箴言：好医院、好医生手中握有“四个救生圈”，除了技术（第一个救生圈）之外，分别是人格的魅力（第二个救生圈），陪伴（第三个救生圈）的温暖，生死智慧（第四个救生圈）的导入与启迪。疾苦的长坡上能够遇到这样的医院、这样的大夫，一定是患者之福，社会之福。如同冰心老人的名句：虽然他们踏着荆棘，却不觉得痛苦，有泪可挥，也不觉得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