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毛丹青（旅日作家、商人、讲师、译者） 

　　□采访者：孟丽媛 张佳璇（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毛丹青有着多重身份，旅日作家、商人、讲师、译者等，对身边的一切始终保持着好奇与探索之心；多年来的研究，他深谙中日文化的同与异，通过写作、翻译、出版等，为中日文化间的交流留下了自己独特的脚印。

　　毛丹青爱散步。在日本樱花盛开的季节，他经常从新宿步行到东京车站，边走边看，触景生情，温习昔日时光。2024年，他再一次回到北京，行走在街头，突然回忆起50多年前在街道上看到缓步穿行的驼队，仿佛听到那一声声驼铃，还在耳边震动。

　　在日坛公园旁边，有一条普通的南北向街道，就是老北京人经常提到的“豫王坟”。300多年前，爱新觉罗·努尔哈赤的第15个儿子多铎去世后曾葬在这里。听说埋尸骨的地方会有闪着光的金牙，小时候的毛丹青就经常和玩伴们拿着小铲子去刨；再往东的位置叫灵通观，有几条长长的铁轨，他和小伙伴们就把钉子放在火车轨道上，等待路过的火车压过钉子，让钉子变成他们心心念念的“钉刀”。

　　那些趣事都在毛丹青的手账本上记录得独特又有趣，手账本上所有的插画没用铅笔反复描摹、修改，而是用圆珠笔一笔勾成，就如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一样，简单、明朗又热烈。听着毛丹青缓缓道来生活的见解和乐趣，仿佛已然和他置身于同一个充满松弛感的生活空间。

　　这么多年来，他每次回北京都有不同感受，这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而形成的，而与亲人之间的纽带是人的思念，这是唯一且不可复制的。今年8月底，本报记者对毛丹青进行了采访，请他讲述生活与写作。

　　□你觉得在目前快节奏的生活中，怎么给生活做减法？

　　■我觉得在当代生活减法应该大于加法，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被设定好的。比如日本，女性寿命平均83岁，男性寿命平均79岁。在我们被设定好的航程当中，如果你提前透支得太多，比如年轻时吃喝玩乐，做一些无用功，那么透支的这部分到了老的时候就会反弹得很厉害，考虑长线只有做减法。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低欲”，“迎终低欲”即降低你的欲望，迎接你的死亡。终是终止的终，迎是欢迎的迎，我觉得这个思维非常好，我在接力出版社做的几个漫画绘本都是这个道理，这种想法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带给绘本主人公的，不是说一定要追逐什么。我很多年轻的学生都碰到这个问题，他们觉得时间太紧张了，什么时候能够缓慢一点。我就一直在讲，低欲非常重要，规划时间长一点，如果太追逐眼前的东西，就会感到捉襟见肘或者很疲劳。

　　还有远离虚拟，接近现实。我们现在网上看的短视频，包括一些快节奏东西，它都是虚拟的、被大家消化过的、被议程设置过、被流量冲击过的。现实的东西，你到公园里感受一些空气、看到一些阳光，哪怕旁边走过一个老人都会有一种关怀，这对你的肢体、语言的叙述和我们小小的手掌握着的屏幕上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我60多岁了，像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是现实大于虚拟，我们经过了现实逐渐走到虚拟当中，当虚拟要吞并现实时，我们年少时的记忆就会打破虚拟世界，回到这种点对点的现实当中，内心就会比较稳。我们叫生活如水、至暖至温至荣。

　　□2002年，诺奖得主、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访华时拜访中国作家莫言，你全程翻译，在与两位诺奖作家的接触中，你觉得他俩在文学创作上有什么共同点和不同点？这次对谈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非常巧，2002年《朝日新闻》一个编辑跟我说，他在编我的书的同时也在编大江健三郎的一本书，那时我还不认识大江，但我知道他已经拿到诺奖了。编辑对我说大江特别欣赏中国的一位作家叫莫言，莫言是我很好的朋友，认识莫言30多年了。当时大江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我很震撼，他说他读过莫言的《秋水》，这个小说写的是发洪水时村落里的一个故事。大江提到《秋水》里面的一段话说：洪水犹如马头一样，像奔腾的马冲上来。他搞不清楚，说洪水像马头是它的高度还是它的样子还是其他什么，能够这么具象。我说你这么喜欢看的话，我们干脆去找他，你亲自去看一看。大江就很愿意，这种文学的力量可以排除所有的东西。

　　后来我们到了莫言的老家高密，真的到《秋水》描写的地方，结果到了之后什么也没有，干枯的河都没有，全是假的。所以文学对谈并不是为了交流而交流，而是为了他们的某一个点，我们从文学的角度出发，你要站在作家的立场上去分析它。不同的作家感觉不同，有的听觉比较强，有的嗅觉比较强，有的视觉比较强。比如说余华和苏童，苏童有一个很奇特的功能，他的嗅觉特别强，他说可以闻出各种各样的气味。2006年，余华与我第一次到东京时，他就专门找楼与楼之间的树，高楼大厦，中间，会在小小的一条路径上面长出几棵树，他就担心绿树的树枝长出来以后，怎么能够和大楼抗争。他在《活着》里有一段类似的描写，有一个非常具体的描述，就和刚才说的《秋水》里洪水像马头的道理是一样的，懂文学的人就会进入它。

　　你要是不懂文学，你只会说他怎么有名，小说怎么厉害，票房怎么好，其实都不是。真正作家能够带来的最大的冲击，往往来源于很多细节，这也是我常年最追崇、最看好的部分。

　　□中文写作和日文写作的区别在哪里？两国作者们创作的区别在哪里？

　　■有区别的原因是语言限制，语言是牢笼，语言不是无限制的。像莫言的文字在这方面就有点泥沙俱下；相比之下，余华的文字就懂得雕琢，中学生都可以看得懂；苏童的语言趣味感非常强，因为语言有伸缩性。日语完全不是这样的，它是非常蹊跷的。川端康成的《雪国》一开篇就震惊世界，“穿过县界长长的隧道，便是雪国。夜空下一片白茫茫。”是什么东西穿过隧道他不写。

　　作家之间的不同，很多人说是思想、经历等不同，我觉得每位作家本身的语言也在控制他。大江健三郎曾讲过，语言来源于哪里？来源于饥饿，当你没有温饱的时候，它有一种东西可以填补你的温饱；想象力从哪里来？就是从饥饿而来。莫言说过，放牛时饿得要命，就躺在地上看天上飞着的白云，想象着白云变成馒头掉到他嘴里，进入他的肚皮里，然后排泄出来——云变成馒头进入他的身体。大江健三郎也有同样的思维，但他的主体是树，在一个森林里面，有落叶从树上飘落，然后变成铜锣烧，跑到他的肠胃里蠕动。

　　这是文学高峰的对话，所以作家和作家的不同，最大的区别是语言。有关的讨论很少，是因为对语言了解的人很少，语法是无法解释的，它很神秘。所以语言不是广场，语言是牢笼。

　　□怎样看待“银发经济”？

　　■银发经济我们也叫夕阳红产业，它给年轻人一个新的方向，告诉大家有这样的阅读群体，从出版角度来说，给老人定制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老人购买力非常强，他们有时间、有钱、身体动不了、读书很厉害，现在已经有很多专门为老人写故事的作家，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一点。比如说，绘本卖得好的一个原因是老人读绘本。一个人的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就变成了医院的消费品，要付很多钱去挽救苟延残喘的部分；怎样提高生命质量，就是给他不断提供精神食粮。所以现在做绘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不仅是给3～5岁、5～8岁、8～12岁的儿童分阶段按照多少页来算，它是程序化的；老年绘本不是页数的问题，而更看重整个故事氛围。

　　□中日青年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是否一样？

　　■我的班上有中国学生，也有日本学生，我经常会促成学生之间的交流。相比之下，中国学生非常有志向，都很“猛”，格局和日本学生完全不一样。因为日本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社会，日本学生不用太多努力就可以得到他的份额，在生活中他们没有焦灼感。我班上所有的日本学生都可以找到工作，就业率高到可怕的程度。但是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或在日本生活如鱼得水的人，他们基本上都走向自己创业。当然也可能是因人而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