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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晓声:写下人世间更多他者的命运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江玉婷

  梁晓声工作的屋子像样板房。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屋,正中是一套木桌椅,那是他工作的地方,对面靠墙放了2张矮沙发。“没有再多东西的必要性,因为总有人要来,才有两个沙发。”梁晓声说。

  他仍然保持着手写的习惯,只不过从钢笔换成了铅笔。铅笔是自己削的,用一把半只手掌宽的蓝色美工刀,削好的一二十支插在笔筒里。73岁的梁晓声保持着写作习惯,身体好的话每天能写到2000字,写在A4纸上是10页左右。“必须坐定,你要懒下去,139页就是139页,它不会变成149页,对吧?”说着话,他看着眼前的稿纸。

  坐在木桌前写作,抬头是一幅托尔斯泰的油画。看着托尔斯泰的油画写小说,是一种什么感觉?梁晓声说:“没什么特殊的感觉,看到油画会经常想到他们(表哥)。”油画是梁晓声表哥画的,表哥已经去世了,去世前托人把画送来。说完,梁晓声补充了一句:“当然,我也很尊敬托尔斯泰。”

  像过去很多日子一样,梁晓声坐在桌前。面对摄像机,他坐在笔直的椅子上,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射入。采访间隙,梁晓声点了一支烟,白色的烟雾从指尖绕行,他也陷入了某种回忆。等烟燃尽,他把烟头摁进烟灰缸,一个常见的、颇大的玻璃烟灰缸。直通阳台的门窗已经打开,就像往常一样。

  写出人和人的关系

  今年年初,由梁晓声作品《人世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不少网友沉浸在这部年代剧中,“好想去郑娟家蹭饭”“我竟然磕到了雷佳音殷桃的CP”等话题频频登上微博热搜。这部剧确实扛起了“开年大剧”的旗帜。据发布数据显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单集最高收视率达1.73%,最高收视份额达7.4%。截至2月11日,索福瑞CSM全国网平均收视率1.4%,平均收视份额5.88%,《人世间》创下CCTV-1近三年来电视剧平均收视率和收视份额新高。然而,热闹在梁晓声的生活之外。外门大开,他拒绝了关门的提议,“家里没什么可偷的”。

  去年,梁晓声处在一种持续性的丧失中。从2021年开始,小弟弟、小弟妹去世。同年9月,三弟妹去世。除了写书以外,一旦有空出来的时间,梁晓声会不自觉地想家中事。失去至亲以后,侄女的生活会是什么样?三弟家会有什么困难,他要做哪些准备?梁晓声惯于挑起一家之长的重担,就像过去很多年一样。

  事实上,梁晓声在家行二,往下数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新出版的散文集《人间清醒》里,梁晓声写到了童年经历。一家人住在阴暗的、地窖一样的小屋,“四壁和天棚每天起码掉下三斤土,炉子每天起码要向狭窄的空间飞扬四两灰尘。”

  上小学时,梁晓声的个人卫生不合格。他的双手皴裂,用砖头蹭也未必能蹭干净。梁晓声每天要洗菜、淘米、刷锅、刷碗,水缸在四处漏风的屋子里,水都结了冰。上学前,即便用肥皂反复洗过,双手仍洗不净。班主任不懂卫生需要条件,她只会像扒乱草堆一样扒乱这个幼小男孩的头发,然后厉声道:“瞧你这满头虮子,像撒了一脑袋大米!叫人恶心!这几天别来上学了,检查过再来上学!”

  梁晓声没有别的办法。母亲天不亮就上班,哥哥早起上学,于是梁晓声要给更小的孩子做饭吃,收拾完屋子,担完水,才能上学。有时,六岁、四岁、二岁的弟弟妹妹哀求着哥哥留下来。于心不忍,梁晓声只能逃学,不参加校外学习小组。梁晓声的童年生活打上了贫穷的烙印,他吞下了贫穷带来的苦难。多年以后,他在《我的小学》里写下:“我认为,对于身为教师者,最不应该的,便是以贫穷来对待学生。我的班主任老师嫌贫爱富。”

  最初,他并不是有意识地写贫穷,“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就是那样成长起来的,写到童年和少年,必然写到贫穷。”在北方的大杂院,相处得好的邻里,温馨得像一家人。更现实的原因是,每一户人家都无法独立生活——随时要借东西,小到借一把剪刀,家里来客人要多借条板凳。这种“借”本身就在维持关系。大人都有不在家的时候,孩子轮流照顾。家里人吵起来,邻居会来劝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倘若无人劝架,大概率是这户人家处理邻里关系太失败。

  实际上,梁晓声想写的是人和人的关系——在普遍贫穷的生活里,写同学关系、邻居关系、师生关系。到2000年以后,梁晓声开始意识到,将自己经历过的贫穷年代呈现出来,有了某种意义。这让后来的年轻人了解国家的发展历程,了解父辈、祖父辈的人生道路。

  “但总体而言,越到后面,我越不认为自己经历的贫穷有什么值得说的。这一代人大多数是这样成长的。我写了城市的贫穷,农村的贫穷更咄咄逼人”。接着,梁晓声说:“个人的成长不一定非要由‘贫穷’这位导师来教。80后吃的苦少一些,90后、00后大多数不知道贫穷是什么,以后的孩子远离贫穷,这恰恰是我们这一代人乐见的。”关于童年的苦难,他不愿意再叙述:“当然还有细节可以讲,但我觉得就别讲了。”贫穷和很多困顿一样,都是人生的一段经历。

  平时,梁晓声看电视,一边吃饭一边看。原来是中午、晚上看,现在吃早饭也会看一阵。他是音乐节目“越战越勇”的老观众,这套节目在央视播出,杨帆是主持人。最初,看节目是为了听歌,他对讲述环节有抵触,“我要听歌,但你们讲那么半天”。后来,梁晓声发现了讲述的魅力:“通过年轻人的讲述,你会发现他们所经历的那些人生的蹉跎、坎坷、艰难,完全不亚于我们那一代人,而且他们依然很向上,有追求。”

  像“老木匠”一样写作

  梁晓声有过一次“换笔”机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市面上刚有家用电脑,几位作家朋友都买了,王蒙在这时学会了用电脑。朋友们都劝梁晓声,快用电脑哇。于是,中年梁晓声攒了一笔钱,确凿地买了一台电脑回家。

  电脑放在家,他总想学,却一直没进展。到了2000年,电脑更新了几代,家里的电脑无法正常运转,配件都很难买到,于是电脑被处理掉。年纪越来越大,眼睛也花了,即便戴着眼镜也会把字写得很大,眼看格子纸用不了了,梁晓声就在白纸上写。

  写之前,梁晓声要戴上海绵颈圈,要是腰疼起来,还要用上护腰带。长年的伏案书写,让他必须保持从腰到颈椎的挺直姿势。几次,他“全副武装”开门,着实把客人吓了一跳。这身行头不像在家,倒像是工厂技工临时上车床。为了写作,他还搭了一个简易的“画架”,两块镇尺上架了一部《西方思想文库》——因为够厚,再垫一部硬壳的大开本。如果要调高一些,就把其中一块镇尺立起来。

  到了这个年纪,梁晓声不再介怀不能用电脑写书这件事。对于他来说,这样的安排刚刚好。写得快或慢,不再是一件头等事,他也不打算每天在桌前从早坐到晚。速度、时长,这些因素不再影响他。“只不过像一个老木匠打扫木工车间收尾的那点活似的,就不必非得把木匠工具磨得多么快。因为剩下的一点活,做完之后关门上锁,就和这个行业说再见了。”梁晓声说。

  “成为小说家之后,有了一种和文学之间的契约,要通过写创作小说这件事,写出更多他者的命运。”梁晓声讲到自己的创作:“我的主要创作,实际上是把我所知道的人世间的这一部分他者的命运,告诉另一部分人——就是我的读者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梁晓声成为“知青文学”的代名词。他经历过“知青岁月”,1968~1975年,青年梁晓声踏上了北大荒的广袤土地,进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后来,他写下了《雪城》《年轮》《知青》《返城年代》《今夜有暴风雪》等一系列“知青小说”。

  梁晓声很少把自己揉进作品,唯一坚持的一件事是把自己对于做人的理念写进去。在他的作品里,主人公大多是青年,比如《知青》里的赵天亮,长篇小说《我和我的命》的主角是80后,即将在作家出版社出的新作《执否》(暂定名)写的也是80后。这些主角都有一些共同特点,比如正直、正派、无畏,主动承担责任,自觉出面解决群体里的摩擦。

  “如果年轻人生活在一个单位里,单位里的人都特别自我,除了自己谁也不关心,生存法则是‘别碰我的奶酪’,或者别人明明没碰,他也以为碰了。人人都是这样,居然没有一两个人不是这样,我只能说这样的环境太可怕了,也值得同情。”梁晓声的成长环境,决定了他无法成为一个自我的人:儿时照顾弟弟妹妹,青年下乡当知青班长,后来当小学教师。

  “不是你愿意或是不愿意,它变成你的一种责任。”粮食歉收,连里发下来的馒头吃不饱,一个班10名战士,发了12个馒头,剩下2个馒头怎么分,怎么分公平?知青之间闹矛盾,要做出裁决,道理在哪边?这时,班长梁晓声要做出抉择。

  生活中,梁晓声不由自主地被推到了类似境遇,不得不扮演“承担者”的角色。“如果能扮演这样的角色,我觉得挺好。我喜欢青年形象,我笔下写到的青年人物,他们几乎都有我希望自己身上所具备的那种品质。”梁晓声写小说时,首先拷问自己。“当你笔下的人物做出了一个正确同时值得尊敬的决定,你首先要问问自己,你信这个吗?你信吗?如果是你,你愿意这样吗?你如果觉得这都胡扯,你根本写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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