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台商曾说过：“在台湾，读书会存在于企业家之间、同事之间、同学之间、好友之间，人们普遍通过读书会的方式进行交流，它既能增进感情，又能彼此提升、相得益彰。相对于吃吃喝喝的应酬，读书会已经成为深受台湾主流社会欢迎的交际模式。如今在台北，想约人吃晚饭、喝酒谈生意，基本是不受欢迎的。”当许多商界人士疲于应酬，读书会却可说是“进化”的“应酬”，从这位台商的话中，不难发现读书会在人们工作和生活中的别样分量。
相对于传统的吃吃喝喝，读书会的兴起，确实可以说是社会自省后、发自内心的一种求新求变的向上力量，具有更经济、更健康、更有扩展机会的优势。读书会填补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的空白，满足了人们求知上进的渴望。它像一个强大的磁场，牢牢吸引着我们。那么，当下中国的读书会都有哪些表现形式？读书会怎样确定话题？读书会对出版和阅读又将产生哪些深远影响？带着种种问题，近日本报记者进行了一次走访调查。
读书+聚会=读书会？
读书会亦称“读书俱乐部”或“书友会”，缘起于快速进步、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时下，人们必须快速学习才能与时俱进，保持生存与成长的动力，因此，如何有效率地吸收知识，就成为读书会悄然兴起和流行的先决条件。即一个人读书得到的只是个人的观点，但一群人一起读书，则可以从每个人的不同角度、不同见解中获得更多启示。
据记者调查，在我国大陆，常见的读书会表现形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特邀嘉宾演讲（一个人发言）；一是高端对话（少数几个人对话）；一是小型讨论（小众的读书会，一般人数在10~20个之间）。
其实，读书会在国外颇为常见，亲朋好友或志趣相投的人们每每聚在一起举办沙龙聚会，相互探讨某个话题或某部著作。当然，读书会在我国的组织形式也是多样的：有的完全是民间社会人士组织，有的是学生组织，有的是网友组织，还有的则是专业团体（出版社或出版公司）组织……读书会遍布各行各业，参加人员的年龄也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热爱读书、享受阅读的人。更有甚者，用“读书+聚会=读书会”这样的公式来概括或描述当下中国各种读书会的存在形式也不为过。
在广州，有10万元入会的高级读书俱乐部——“师奶”为主的女性读书会；而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悄然流行的读书会类型更是五花八门：有草根型的读书会，有家庭型的读书会，有学院型的读书会，有实用型的读书会……参加实用型读书会的成员大多是职场“菜鸟”或“剩女”，与会目的也很直接：通过阅读、交流的方式，学习如何与人沟通、如何升迁、如何找工作，甚至是如何“找老公”等。而家庭型读书会的拥趸，一般是以亲子教育为目的的家长们居多。而像单向街、798艺术区等地的读书会，多是承办出版社（出版公司）组织的各种读书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众多读书会中，一些由弱势群体组织并发起的读书会在社会上也引起了不小反响。譬如，在上海市成立10余年的“农民工读书会”、发起于浙江的“民工诗人之家”等，面对时下国民阅读率的持续走低，不少农民工却仍自觉自愿地从书中掘金；当诗歌早已淡出时尚视野，甚至连一些专业诗人也开始“恶搞”诗歌时，民工们却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虔诚地用心写就一行行的诗句。对此，不由让人有一种酸楚的温暖和油然而生的敬意。
出版策划人、犹太文化研究专家贺雄飞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的读书会形式比较单一，大多是功利性的阅读，或者说中国的读书会大多是由出版社或者作者或者书店组织的出于推广目的的读书会。真正具有群众性、自发性，完全为了探讨真理或某一本书的思想精髓而举办的读书会很少。“前一阶段我应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影视中心邀请，专门策划一个名为‘关工委读书会’的群众组织，结果费了很大的劲，至今却没有下文。大部分中国人的读书热情很低，老年人的阅读大多是功能性的，诸如养生和保健类的图书；青年人的阅读，大多是休闲性的，诸如《明朝那些事儿》、《盗墓笔记》、《鬼吹灯》或张爱玲的书等；学生的阅读则大多是被动型的，读的要么是教辅书，要么是老师指定的课外辅导读物。”
经常组织各类读书会活动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总监蔡继辉，从出版社自身组织的“读书会”活动出发，谈了自己的相关看法。他认为，目前出版社组织的具有“读书会”性质的活动包括“新书/新闻发布会”、“图书出版座谈会”等，它们主要是以一本书的出版为由头，以“图书的观点和内容”为主题的学术沙龙，即读者见面会。出版社组织“读书会”的主要目的当然是围绕图书进行讨论或新闻发布，出席会议的包括作者、学术圈文化圈等圈内人士、媒体记者、读者等。“我知道也有一些读书会，譬如一些财经媒体自发组织的读书会，他们的读书会一方面是信息、思想、观点的交流与碰撞，另一方面也在于‘会’，大家可以藉此一聚。”
同样，曾在北京、上海等地组织过多场高端读书会活动的中欧社会论坛首席顾问、凤凰新媒体（凤凰网）首席评论员钱宏则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当下中国读书会的发展方向：“读书会，要开成‘神仙会’，办成一座心灵花园！在这个过于务实的时代，要给予每一位参与者丢下手头的纷繁事务，来‘务’一会儿‘虚’的机会，让人们在这个多彩的心灵花园里，沉淀文明、提升品位、普及高雅文化、创新生活方式。”
缺乏经济支撑，读书会运作举步维艰
读书会，除去多样的存在形式，其运作方式则是人们关心的另一个问题。
蔡继辉和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媒体主管张思总结指出，读书会的运作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出版社或出版公司组织的读书会活动，一般先与作者协商，商定时间、地点、邀请嘉宾等，并邀请媒体参与，通过媒体扩大传播范围，一方面让媒体参与该书内容的讨论，另一方面，也可对出版社的图书起到宣传作用。二是网站、书店或其他组织机构主办的主题读书会，大多为了营造某种氛围或趣味，吸引人气，树立品牌和提升知名度，如凤凰网、科学松鼠会的读书会等。三是爱书人自己组织的读书会，有的固定举行，有的则是由于某种契机或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而举行，如“带三本书来聊天”的读书会和纪念塞林格的主题读书会、朗诵会等等。
湖南长沙祥发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编辑方八另工作之余，偶尔也组织读书会，并把自己参加各种读书会活动当作“一种工作”，即生活和工作都是在阅读或者为阅读服务：作为纸质图书的职业阅读者，永远都会喜欢图书，而且图书有收藏价值，对眼睛也有保护作用。“读书会是一种松散型组织，没有资金来源，也没有书籍提供，做得很艰难。我认为由出版社和藏书家联合组织的读书会应该是比较理想的——出版社有自己的书籍，可以向社会征集读者，也可以建立自己的职业阅读圈，甚至出版诸如《书人》这样的刊物，为普通读者推荐优秀图书；而藏书家本身拥有丰富的藏书，又是高级阅读者，有很多读书经验、藏书经验，可以与普通读者分享。我现在就在零星地记录自己的读书经验和藏书经验。”
今年9~10月成功策划和组织了“‘粮民’的追问：中国农村会消失吗”、“闲话美式文明与荒唐”两场读书会活动的贺雄飞指出，中国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会，因此我们在读书会的运作方面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个现成的模式，那么应该是一个叫“全国民间读书会”的群众组织，成立至今已举办了7届，办得有声有色。据悉，2010年11月，第八届将在成都举办。另外，“我曾经研究过由犹太人组织的读书会，以及诸如美国的‘安·兰德的读书会’、英国的哈耶克组织的读书会、新加坡的‘总裁书香轩’，它们不仅形式多样，内容生动活泼，吸引了许多爱读书的人士参加，而且还培养出了好几位美国财政部长和若干知名学者。前不久，我向现在号称是全国最富裕的地方——我的家乡鄂尔多斯几位热爱读书的朋友建议让他们成立‘首届鄂尔多斯读书会’，原计划一个月组织一次读书沙龙，讨论一本书，结果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仍然没有下文，因为他们缺乏经济支撑、企业赞助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商业模式。”确实，由于经费和场地困难，有的读书会只能暂时借用一间阅览室开展活动。
撇开经费和场地困难的话题，谈起自己理想中的读书会运作形式，钱宏感叹到：“历史上最好的运作形式、组织方式，有如17、18世纪英国、法国贵族家中的沙龙，也就是说有一位行为举止优雅、思想情感丰富且多才多艺的贵妇人来主持，吸引社会各界人士随性参加的公共空间与文化空间。中国是一个‘私人’社会，这样的读书会就是要让‘私’人通过走进这样的公共空间与文化空间自然而然地转变成‘公’人，让‘私人’社会转变成‘公民社会’。读书会要让参与者在这样一个自由的公共空间与文化空间里，放飞思想，驰骋想象，澄明心境，诗意栖息，以发动良知、发现良心、发挥良能。”
出版人建议：
知识分子应当在读书会中更多参与
“国美之争有没有阴谋”、“如何看待人民币升值”、“大众传媒如何改造我们的生活”、“与老板发生纠纷怎么办”、“请鲁迅走出语文课堂”、“公众读不懂的房价数据”、“无须担心粤语消亡”、“唐骏应该为造假道歉”……每个读书会的话题都不一样，有的是热门话题，围绕某一本书展开深层次的讨论；有的是根据作者关注的一系列问题进一步研讨；有的则是纯学术的，系统性的阅读和讨论。关键在于要将话题与当下媒体及读者最关注的问题结合，增加读书会的兴趣点。同时，还要找到这一观点的发声人，这个人需要是这一领域的专家，对于这一话题有相当丰富的知识，且擅于言谈，并能够驾驭一场讲演。
那么，那些引起人们广泛讨论的读书会话题是如何确定的呢？钱宏认为，读书会话题的确定，可以是“热点”，也可以是“冷门”，更可以是某个参与者自己特别的读书心得，由此延宕开来……
另外，读书会悄然流行的背后，将会对出版和阅读产生哪些深远的影响呢？对此，蔡继辉表示，在当前阅读率下降，网络阅读、手机阅读等新媒体阅读大量冲击，阅读日益碎片化的时代，读书会对出版和阅读的影响还比较小，尽管读书会对于知识和思想的传播，对于好书的推介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其影响还谈不上深远。不解决阅读的问题，就很难谈“读书会”。无论是出版社组织的发布会、座谈会、沙龙，还是读者以及各类圈子自发形成的读书会，“我认为目前的读书会主要还没在‘读’上，前者的着力点更多在‘书’，后者的着力点恐怕在‘会’，两者恰恰都忽略了‘读’，而只有真正读了，接触了图书的内容和理解了作者的观点，才有可能或者学到新知识、新观点，或者有针对性地加以评述。对作者的观点可赞成可反对——但首先要理解作者在说什么，否则，自说自话，就不可能有观点的碰撞与思想的交锋。当然，读书会最主要的意义，还应该在于‘会’，无论是聚会还是‘会战’。要不然大家在家各自读书就好了，还要‘会’在一起干什么？”
钱宏也表示，读书会要抓住时代特征，就算要针对某本书里表达的新观点，读书会也应当成为生态文明时代高贵城市精神的文化策源地、新闻策源地、精品出版物策源地、宝贝鉴赏评估模拟交易地……
那么，何以走出读书会“着力点在‘书’和‘会’，而忽略了‘读’”的怪圈呢？钱宏进一步指出，读书会没有体制障碍，绝不会有任何机构不让人读书。国人办事往往容易走向实用功利，读书会最忌者，莫过于功利性。读书会的理想状态：“神仙会”一定要有“财神”的支撑和“神仙姐姐”的邀请，心灵花园中才能孕育出高贵的精神文化气质。“我期待的读书会，是可以诞生中国的亚当·斯密、伏尔泰和维纳的地方……我更祈盼在读书会里出现一位善于‘经营’沙龙的埃蒂奥斯夫人——她凭借着自己的教养和优雅的谈吐，不仅能翻译牛顿的《数学原理》，将洛可可艺术推向极致，而且能将沙龙搞得有声有色，充满魅力，生机盎然。读书会不存在也不需要有笼统的引导，读书会应当是各自引导自己。能不能发展起来，完全取决于参与者们的素养！”
贺雄飞的看法与钱宏颇为相似，他指出：“目前，没有多少企业和商家愿意赞助和参与读书会活动，更没有真正的‘读书种子’找到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或经营模式作为生根发芽的土壤。只有一个民族真正热爱读书，才能切实推动出版产业的发展。如果全中国现在有一万个读书会，每一个读书会每一个月至少讨论一本书，那么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就会迅速提高。为此，我们需要一大批真正有智慧的知识分子去组织和参与读书会的创立，而如果通过政府或社会舆论点燃智慧之火，相信读书必然会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