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俊礼（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叶隽新著《德国学理论初探》是一部态度严肃而文笔华美的学术论著。他在书中对中国学者150多年来的德国研究进行了全面梳理，系统诠释，响亮地提出了构建现代中国的“德国学”。这是一项开创性的学术成果。

　　“德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内涵尚待深入探讨。作者在书中提到德国学的学术核心问题时，强调“以学科互涉整合为中心”，他认为“作为一种汉语语境中新兴学术概念的‘德国学’（Germanology），在我看来，包括两层含义。从广义上来说，是指一切与德国相关的学术研究工作，即相近于宽泛意义上的‘德国研究’，即德文Deutschlandstudien，英文为German Studies。从狭义上来说，我倾向将其规定为以现代德国（19～20世纪）为主要研究对象的一种跨学科意识为主体的‘学科群’建构，关注的核心内容是德意志道路及其精神史探求”。“德国学”的概念刚刚提出，如何界定它，一定是见仁见智，笔者比较倾向于从广义上来界定“德国学”这个概念。

　　德意志，一度是世界历史的旁观者，却在不到百年的时间内以雷霆之势闯入世界历史舞台，将原属地理概念的德国，变为强大民族国家、工业化强国，称雄世界。其后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法西斯政权的滥觞，终于给国家带来了一分为二的厄运，直到上世纪末才得以重新统一。贯穿在德意志史中的主线是发挥着无形内在作用的不屈不挠的德意志精神和崎岖不平的德意志道路。它是包括自然科学、经济、政治、社会、法律、文学、哲学、历史、宗教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在谈到现代德国的精神传统时，叶隽在书中有一段长论：“现代德国的精神传统是怎样被构建、被解构，又重新建构起来的呢？以20世纪（当然不可避免地上溯到19世纪）为中心的现代德国研究，究竟意味着什么？刚刚过去的20世纪德国，蕴涵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涵与精神意义，它既是帝国时代的崩塌，也是共和时代的重生，曾经拥有过辉煌历史与灿烂文明的德意志，至今仍在步履蹒跚之中。既有过数度凤凰涅槃重生的烈火振翼之美与悲壮，亦有过数度巨恶狰狞恐怖的丑陋与野蛮，20世纪的德国，不仅拥有威廉二世与希特勒，也拥有艾伯特、阿登纳这些走出苍茫与迷惘的政治家，曼氏兄弟、黑塞、伯尔、胡塞尔、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这样的精神重镇……20世纪的德国，不仅是德国民族精神史上的重要时代，因为它关联到一个民族经历现代、走向未来的轨迹征程，它永远亦为人类历史上一个难得的标本，以世界精神自居的‘日耳曼文明’究竟将向何方？他们直接从19世纪的苍茫与辉煌中走来，无论是前期如此丰硕的精神遗产，还是后期俾斯麦时代的辉煌统一强权，都是铸就这个民族的‘血火诗篇’。正是在现代文明史中居于中位的同构性，使得德国具有别样意义，俄、美、日先后以德为师，效果却颇相径庭，沙俄帝国的败灭、日本帝国的崛起又衰落、美帝国在当今世界的霸权主导姿态……都与德国关系莫大。”作者的这段精彩议论正好多视角地剖析了“德国学”内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现代中国“德国学”的理论需在科学实践中逐渐形成、发展与完善。在提到德国学研究的理论特征时，叶隽写到：“就结构而言，关注三个层面：德国器物、德意志道路、德意志精神；就时段（时间）而言，关注“现代德国”，因为这既是在时间段上承上启下的最佳对象，也是勾连各学科、覆盖各领域、呈现各面相的最佳载体；就学域空间来说，则优先关注“中德二元”，关系史的研究应是一个突破”。这段妙论固然相当睿智。但是我认为，在构建“德国学”理论时，一定要继承中国学术的优良传统；一定要注意学习相近学科的新理论、新方法；更要学习西方学术研究中重个案、重理论、重逻辑的特点。只有中西兼融，在科学实践中不断摸索、探讨、发展与完善，才能逐步构建起中国的“德国学”理论。当然，正如作者所说：“最后的盖棺论定，仍需要同仁们在长期工作中不断努力，借鉴一切可能的相关资源，进行创造性的尝试与探索，并在实践的不断磕碰、撞击和反省中形成相对成熟的中国理论！”

　　我虽然在这里谈了一些与叶隽研究不完全相同的看法，但我和他的愿望是共同的，即努力推动现代中国“德国学”的构建。

　　《德国学理论初探——以中国现代学术建构为框架》 叶隽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年1月版/2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