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际中华传播学会CCA、中国传播学会、天津日报传媒集团、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共同举办，天津滨海广告产业园、智慧山科技文化创意产业基地协办的“2013年新媒体·文化产业·社会发展”国际传播学研讨会于10月9日在天津滨海高新区智慧山艺术中心。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中国社科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院校的传媒学者，聚集一堂，对新媒体与文化产业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试图发掘新媒体作为文化产业的价值，理清新媒体在今后的社会环境下的发展方向，站在国际视野角度探讨最前沿的话题，为新媒体这个新事物的正确发展作前瞻性掌控。

　　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熊澄宇认为，不管是研究传媒还是文化产业，实际上是从两个角度考虑传媒和社会经济的关系。新媒体实际上是更多地考虑传媒和科学技术的结合，文化产业则是考虑资本和市场的结合。所以科学技术和资本形成了两种新的生产力，它们推动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变化。“我以前曾提过一个观点——新社会发展阶段是从信息技术到信息产业、信息经济，然后再到社会形态的发展。社会形态主要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社会建构，我认为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是有形的，社会科学实验室是无形的，网络和媒体，实际上就是社会形态的一个实验室，我们不仅要去思考和实践，更重要的是要提炼其中的一些关键要素，能够找到社会建构的模式及其变革方式。”熊澄宇说。

　　新媒体和文化产业都是相对较新的概念，关于两大概念的定义学界一直未有定论。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执行院长倪宁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新媒体发展到现在，应该给它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描述，建议以特征、技术、形态来描述新媒体，通过一个相对稳定的概念描述新媒体，这样当大家说到新媒体时脑海里就会浮现一个东西。至于文化产业的概念，倪宁也有自己的思考：“目前，对于文化产业的概念有几种表述，文化创意产业、创意产业等。我们采用哪一种名称描述现在我们国家所谓的文化产业是个问题，我觉得概念界定是我们需要完成的一个首要任务。”

　　本次论坛的主题聚焦新媒体、文化产业和社会发展，新媒体和文化产业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逻辑关系，是互相影响的关系还是互相包容的关系则是有待于进一步确定的命题。倪宁认为，新媒体与文化产业之间应该是一个既有影响更是互相包容的关系。“由于新的媒体出现，文化产业的概念、界限、规模、产业形态以及产业组织结构等都发生了改变，同时新媒体的冲击也会对其产生影响。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文化产业范畴应该也包括新媒体，二者应该是互相包容的关系。”

　　在传媒研究学者看来，如何看待新媒体则会呈现出不同的结果。学者和经营者对新媒体的认识不完全一样，对消费者来说，新媒体可能又意味着是一种体验和看法。所以，新媒体和文化产业之间的关系如何把握，如何运用新媒体的特点和特征对文化产业的建设、发展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新媒体和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进而会最终改变人们的生活以及社会的各个方面。

　　文化产业的“区域性”特征

　　深圳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吴予敏以深圳为例，探讨了新媒体和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地理学特征。深圳是个很特殊的城市，一方面，从全国来看，深圳在新媒体产业发展方面首开先河，腾讯总部设在深圳，百度总部也要移居深圳。未来深圳可能会在整个中国新媒体产业格局当中居于非常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深圳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也呈现同样的特征。吴予敏提到，深圳的文化产业战略是“文化+科技”、“文化+金融”的做法，一方面进行资本运营，一方面做产业链的建构，对外文化贸易也是深圳的强项。对于身处改革开放窗口深圳的深圳大学，很自然地就把新媒体和文化产业连通起来进行研究。

　　吴予敏提到，深圳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现在比较重视新媒体产业链以及产业集群的研究，该研究主要是把文化地理学和产业组织学、新媒体几个学科进行嫁接。据吴介绍，深圳大学在文化产业研究方面以李蕾蕾教授为代表，她是国内做产业集群研究做得比较早的，原来在北京大学主要研究文化地理学，现在由她牵头进行文化产业地理学的研究。“因为产业集群是整个产业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新媒体特别需要产业集群的理论，什么样的产业集群结构才能够产生最好的绩效这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就像这次会议在智慧山这个地方召开，智慧山的意图就是建立一个产业集群，但是什么样的产业集群才能真正发挥这个效力，才能避免文化地产的陷阱，这个问题也是我们研究的重点。”吴予敏总结到。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朱春阳正在主攻一个国家级课题，对区域动漫扶持政策的比较研究便是该课题的重要内容之一。该重大课题选了内容产业的4个行业——动漫、电影、电视剧和出版。为什么选这4个行业？朱春阳说，中国在一般经济的国际贸易中2009年已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国际贸易第一大输出国，但我们的文化产业却好像一直处于逆差。可实际上文化产业整体上我国处于顺差，顺差的主要原因在于以深圳为主的珠三角地区出口的文化制造品，包括毛绒玩具、雕塑等大量出口，它们支撑文化产业整体贸易明显顺差。只有涉及到了内容产业的时候，我国才是逆差。“在动漫、电影、电视和出版等4个内容产业的代表性行业里只有一个行业是顺差的，那就是动画”，朱春阳说。

　　朱春阳的研究发现，以动漫为代表的各地文化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受到政策的影响很大。在2009年之前，全国原创动画以城市为单位计算年产量排在第一位的是长沙，2009年以后长沙基本上就跌出了前10名，杭州替代长沙排在第一名。但是正当课题组预判杭州模式要优于长沙模式时，得到的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的数字却让人意外，杭州2012年动画年产量比2011年跌去了三分之二，杭州模式也出了问题。

　　朱春阳指出，导致这一变化的内在原因是政策，政策出台的初期迅速完成了资源聚合，从而产生产业集群效应，但是在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的聚合水准的时候，外地的政策就把各种资源分解掉了，分解掉的结果就是这些本身已经积聚起来的资源开始呈现游离状态，哪里有优厚的政策就到哪里去。朱春阳说，“对于文化创意产业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形成产业集群的吸附力，离开这个产业集群，你的创造力、你的产品品质就得不到提升，有点类似于美国的好莱坞和印度的宝莱坞效应。我们现在只有物理空间的集合没有产业关系层面上的集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