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田红媛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对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作出重要部署。大学出版社作为教育出版和学术出版重镇，在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引领下，如何依托母体大学优势，发挥引领带头作用？本期商报推出大学社特别宣介专刊，采访并梳理大学出版社掌门人对新时代大学出版的新思考。（详见本期第6~7、10~11版）

　　新时代大学出版人的新使命

　　大学出版人对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有关教育事业发展的表述尤为关注。强化党的引领，提升顶层设计，发挥与所依托大学的相互支撑作用，加快构建教材出版新格局，是大学出版人在学习领会二十大报告精神后的重要体会。

　　“大学出版社的母体是高校，高校是高等教育的重要基地，也是科学研究和教学领域的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永强认为，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教材建设和管理”“推进教育数字化”等，都是大学出版社服务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服务于“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抓手，也是大学出版社的重要使命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的相关表述把新时代新征程的教育发展放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指明了教育发展新目标、实施路径和方法，也为大学出版工作提供根本遵循。”立信会计出版社社长华春荣表示，该社将结合新时代专业教学改革实际，适应结构化、模块化专业课程教学和教材出版要求，推动专业核心课程以真实生产项目、典型工作任务、案例等为载体组织教学单元的教材体系。

　　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邱显清提到，未来将加强与教育部相关教学指导委员会、学会协会、高校及出版同行的合作交流，依托清华大学的学术资源和人才优势，做好教育出版与学术出版，服务高校教学科研和“双一流”建设。

　　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教材出版新格局？这是当下大学出版人不断思考的问题。中山大学出版社提供了一些可供参考的实践经验，一是立足中国本土、传统文化和当代实践，坚持精品教材出版方向。二是设立校本特色教材出版专项资金，培育高质量特色校本教材，为学校的一流课程和专业建设提供支撑，推动哲学社科领域“出思想、出理论、出学派”。中山大学出版社社长王天琪认为，教材的内容关乎意识形态，教材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影响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水平。教材出版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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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南大学出版社社长白云飞的观点集中在三方面。一是要主动对接国家战略，以前瞻性的眼光策划、出版一批能够反映国家需求、完善学科体系建设的精品教材；二是要以各级各类规划教材、培育教材、精品教材等为抓手，多级联动、分层培育、横向拓展、纵向深挖，形成各学科精品教材群；三是组织专家队伍，充分利用信息科技，构建多介质、多面向、多价值实现的知识传播体系。

　　打造教材出版新格局要服务大局，把握学校学科发展的内在要求，追踪国家重点发展领域、热点问题。浙江大学出版社董事长（社长）、党委书记兼总编辑褚超孚提供了一条新思路——坚持“走出去”发展路线，积极构建国际出版合作机制，把学术出版的合作高度定位于世界一流的学术出版平台；与世界重点学术机构的合作从自然科学开始，逐步向社会科学延伸；加强与世界知名出版机构的合作，推进国际学术期刊集群建设，构建中国话语体系。

　　这些新思路、新举措既是大学出版人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感悟，也是新时代大学出版社未来发展中的可能走向。

　　特色出版提升品牌知名度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年来，大学出版社依托高校学科优势，拓宽发展思路，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地方特色文化作为工作的重点，着力打造自身特色品牌，提高整体知名度。

　　谈到地域文化品牌建设，苏州大学出版社社长盛惠良认为，地方文化类的选题有很大的挖掘空间，依托苏州的历史人文底蕴并以此为辐射，江南文化将成为苏大社打造精品项目的关键词。下阶段，苏大社将扎实推进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苏州大运河图志》（10卷）等的出版工作，计划出版“江南文化研究书系”，探索开发地方文化类选题的新路径。

　　厦门大学出版社则依托厦门大学的学科优势，结合自身地处闽南侨乡、台湾海峡西岸的地域特色，形成了“中国台湾研究”“东南亚华人华侨研究”等精品品牌。2023年重点打造的“海洋”品牌，计划以厦门大学海洋学科和历史学科为依托，策划推出“中国海洋文明史”丛书、“海洋重器”丛书和“海洋讲师团”系列讲座等。

　　吉林大学出版社在优秀传统文化出版中，重视原创性地阐释精品，尤其是有地域性特点的文化读物。如《高句丽战争史研究》《高句丽壁画研究》《高句丽瓦当研究》等多部著作被列入国家“十三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萨满神歌与北方文化记忆》获2019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东北抗联档案文献资料整理、翻译与研究》被列入国家“十四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典籍里的中国·少年读经典”也具有一定代表性，该丛书搜集了60部中华经典典籍，由中小学语文老师将内容“降维”改编成文化故事，让家长与孩子共读，其中的《〈尚书〉：原来古代皇帝的教科书长这样》《〈孟子〉：儒家第二大宗师的超级演说》等受到广泛欢迎。

　　大学出版社主动作为，创新传统文化和地方文化阐释方式，充分挖掘学科优势，做好特色出版，为品牌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

　　摸索产学研深融方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将进一步推进文化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数字化转型和融合出版是大学出版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下，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化主要体现在推出纸电融合产品和建设在线平台，满足读者的互动需求或提供附加服务等方面；融合发展则更多表现为书刊联动、科研融合等。

　　比如，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正在开展医学百科的数字化建设，《中华医学百科全书》作为一部医学领域的超大型辞书，未来将成为我国健康科普工作的基础内容资源库。东南大学打造了融媒体资源库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数字教育教学云平台矩阵，如“阅·东南”数字教材平台、中国近代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数字出版云平台、数字化电子电气自主在线实践平台、东南大学堂在线教育等。

　　对于大学出版社来说，数字化发展的核心是什么？厦门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施高翔认为，在于解决好业务、资金和人员等问题。只有解决好了“赋予内容何种数字化形态”“数字化产品适合何种业务场景”“数字化投入如何保障以及数字化人才如何管理”等问题，才能真正推动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化良性发展。

　　在融合发展方面，立信会计出版社注重加强书刊联动，推进学科出版基金设立和相关科研课题合作，主动推动出版与学校教学、科研项目融合。通过图书和期刊融合、互动，举办学术高端会议，汇集业内名师、高校骨干教师、研究团队人员等进行学术探讨以及教学改革新举措，并开展一系列“立信杯”活动和赛事，如“立信教育论坛”、“立信杯”会计技能大赛，进一步提高品牌影响力。

　　面对新科技的快速更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融合发展规划或许能为业内提供解决思路。该社聚焦大数据、元宇宙等新兴技术领域，积极建设出版领域的精品数字化项目，并计划出版一批社会影响广泛、信息技术含量高的精品数字课程，开发一批虚拟现实教学资源，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大数据服务平台，建设学校一流学科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提供出版、教学、科研融合服务。

　　总体而言，近几年大学出版社的数字化转型和融合发展进程显著加快，一些出版社还在出版融合重点实验室的共建过程中积累了一定经验，但由于管理理念、复合型人才和资金等相对缺乏，距离走好市场化道路的目标还较为长远。值得一提的是，构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创新平台，充分整合大学和大学出版社的科研、人才、实践、市场等优势资源，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已是未来深融的一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