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尹传红、宝树、程婧、波董晶、姜振宇 采访人：张中江（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由辽宁出版集团主办、万卷出版有限责任公司承办、辽宁省作家协会大力支持的“提升文化原创力——科幻创作与出版研讨会”，近期在沈阳举行。商报记者受邀主持当天活动的文学圆桌对谈环节，向科幻作家、研究者、产业专家等提出科幻创作和研究，以及产业发展中的相关问题。

　　参与圆桌对话的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科普时报社社长尹传红，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联合发起人、时光幻象公司总经理董晶，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研究员姜振宇，以及两位著名科幻作家宝树和程婧波。

　　记者：科普和科幻有一定差异，请介绍一下科普和科幻在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方面，有哪些异同？

　　尹传红：我认为科普是对已知的现实科学的描述和阐释，科幻是对未知的未来科学的想象和探索，这两者还是有比较明显区别的。

　　当然它们有共同点，都用科学色彩浓郁的笔触去传播科学，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只不过科普更侧重于科学事实和理性思考，科幻的价值体现在它的想象力和前瞻思考。

　　我觉得在优秀的科普和科幻作品中，都有一些基本的特质。比如说他们对奇思妙想的科学解读，对新奇事物的形象描述，对自然奥秘的探索引导，对于创新创造的理性思考都有比较好的呈现。

　　记者：具体到出版领域，科幻作品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

　　尹传红：我们这一代人从少年时代，就受到优秀的中国科幻作品熏陶，对科学、对理工科产生兴趣，走进科学的世界。

　　我特别赞赏一位前辈的观点，他说科幻小说就是基础科学事实加上合理的想象。

　　记者：如何把历史、哲学与科学相结合，融合到科幻作品里？

　　宝树：我们创作的时候，一定是在科技和人文碰撞的地方产生最初的灵感。当科技和人的生活体验结合的时候，才能迸发出最多的火花。

　　另一方面，我们的历史、哲学，人文思想，也可以激发科幻作者的想象。它们发生了对话关系，发生了很复杂的互动。

　　像我之前也写过《成都往事》，里面有个“朱利”是怎么来的呢。大家知道古代蜀王杜宇的妻子是谁？这个比较冷僻，我们现在说他妻子叫“朱利”。这个名字特别像一个英文的女孩名字，然后我就想这个女孩子是穿越回来的，一下就和科幻结合起来。把科幻和四川的人文地理结合，就会发现真的有很多可写的。

　　记者：这些年我们国家和国际上的科幻文学交流很多。请讲讲中国科幻和世界的交流情况，中国科幻该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宝树：这是挺大的一个话题，正好去年我到欧洲几个国家参加一些活动，印象还挺深的。其实现在欧洲很多国家，西班牙、德国，他们对中国科幻相对都比较关注。我们讨论的作品，很多都会翻译出版到其他国家。像《三体》在很多书店都有，影响力确实非常大，带动中国科幻走向世界。

　　还有一点，中国科技的发展本身，实际上也更有影响力了。我曾在德国听一个汉学家的讲座，他说中国是未来的科幻国家。他在讲座中展示中国大城市的风貌、中国先进的高铁技术，引起阵阵惊叹。中国自身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引起各方面的关注。

　　记者：这些年能非常明显感受到女性作家和作品影响力在扩大，女性视角在科幻创作中会提供怎样不同的可能性和启发？

　　程婧波：作为一个创作者，今天听到两个词，我是特别感动和深有感触的。第一个词是柔性，这说明我们也注意到了科幻创作中有这样一种规律，并且尊重、允许多元的创作方式。第二个词就是多元。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也是因为万卷出版公司在十多年时间里，一直在挖掘非常多元的中国科幻图书。

　　男性科幻作家和女性作家在创作上的区别是什么？我发现男作家的创作可以说是从宏大到微小，简单来说是从大到小，女作家的创作可以说是从微小到宏大，简单来说从小到大。

　　举一个例子，大家很熟悉刘慈欣的《乡村教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从大到小的科幻创作。因为首先他讲的是宇宙级别的一个文明筛选，一个很高等的文明来到银河系，它要决定抹不抹掉地球文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但是它最后落到一个很小的地方，落到地球上一个偏远乡村的一个乡村教师身上。男作家的思维是非常系统性的。他们首先是被宏大的东西吸引，然后在宏大里面去展现很多令人感动的闪光和分享的点。

　　我觉得女作家的创作其实是由微小到宏大，当然也不能说绝对。比如厄休拉·勒古恩创作的《黑暗的左手》，里面有一个非常小的点，书里面的人是雌雄同体的，这么小的一个点会诞生什么现象？在怀孕的时候，两口子可以选择是一号来生或者二号来生，就看谁变成女性这么一个小小的点。实际上作品的出发点是女性的日常经验，但最后写成一个特别宏大的故事，变成格森星球和地球之间的一个外交关系，变成宇宙文明之间的差异化观察。这是我阅读当中发现的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记者：近年来科幻这么热，和影视有很大的关系。发掘一个科幻IP或者是转影视改编的话，会看重哪些因素？

　　董晶：我们往往会选择一个场面比较好看的故事，有精彩刺激的反转。常见的科幻电影，无非就是几大类：一种是场面大，比如像《星球大战》，打得非常激烈，视觉效果特别棒，看起来非常过瘾。一种是故事讲得特别好，能够引起关注共情的作品。当然还有一种是悬疑烧脑，比如《盗梦空间》这一类，很多观众喜欢特别硬核的，“我能看懂那些别人看不出来的”这种。

　　这几类作品在好莱坞呈现是比较明显的，他们往往会从这几个领域出发。目前在中国来说，还主要是从场面宏大的角度选择更多一些。

　　比如我们都知道的《流浪地球》，实际上走的就是这样一个路线。本身在刘慈欣原著里是挺简单的故事，但经过导演郭帆的二次创作之后，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宇宙叙事。

　　记者：随着《流浪地球》电影、《三体》电视剧这些大制作影视，你觉得从文本到影视，目前还面临哪些方面的困难？

　　董晶：为什么现在只有一个《流浪地球》电影，一个《三体》电视剧比较成功。好莱坞全球票房前20名的影片几乎大部分都是科幻作品。每一部投资都很大，几十亿票房，说明它是能赚钱的。但几亿美元的投入，对中国的电影来说，还是个极大的风险，不确定性非常强。有很多导演也好、制片人也好，雄心勃勃地把钱砸进去，最后血本无归的有很多。

　　可能过去中国的电影工业基础不是那么好，很多特效制作、服化道这些都要靠国外的成熟团队，意味着成本很高。现在国内的环境来说，10亿票房算是不错的成绩。但科幻电影大制作动辄投资几个亿，10亿票房并不能保证盈利，这是目前最大的困难。《流浪地球》成功了，但还没有出现第二个这么成功的。

　　我觉得现在是国产电影突破的一个非常好的契机，我们不缺IP、不缺故事。好莱坞的科幻电影很老套，很多中国作家的作品，都可以达到甚至超越他们的水平。最大的困难是成本，AI的出现可能提供了一个解决的契机。比如最近改编的《太阳坠落之时》，是中国首部用AIGC将咱们自己的科幻IP改编出来的科幻影视作品，极具代表性。

　　记者：请介绍下国内科幻文学研究方面的情况。

　　姜振宇：当下我们正处在一个科幻的时代。21世纪是一个在过去200年的科幻小说里被反复描绘、畅想的未来。我们正生活在其中，该怎么来对这种“日常”做科幻研究？而且科幻和科幻之间的差别，有时候比科幻和非科幻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科幻产业到今天有千亿的盘子，但和游戏产业还是没法比。各地现在都很重视，会有一些扶持政策，我们也会参与政策的咨询。现在文化、文旅有一个整体的大趋势，我们需要给科技赋予文化的意义，讲文化叙事，科幻恰好是一个特别好的切入点。

　　在今天月球探索计划甚至火星探索计划都已经被规划的时候，我们该如何来想象月球？这不仅是一个科技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在科幻领域，有大量问题需要讨论，不仅仅需要作家的创作，也需要学者在理论研究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