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飞腾

　　张蕴岭以亚太研究知名，对中国对外决策产生很大影响。2011年初，美国著名中国研究专家沈大伟在一篇分析中国学者决策影响力的文章中认为，张蕴岭教授属于中国“亚洲第一”学派的领袖人物，对21世纪头10年的外交决策影响重大。

　　《我的世界观》或许能告诉我们，从36岁便开始正式进入国际问题研究的张蕴岭，是如何获得亚太地区（包括中国在内）研究界、决策界的广泛认可和尊重的？

　　从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中，可以明显感觉出务实的必要性。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一些人头脑发热。在《我的世界观》一书中，张蕴岭认为，国际上要求中国承担大国责任，但是中国的实力水平并不能随便发号施令。中国尤其不能跟着美国跑，而要对中美可能发生的分歧甚至冲突要有思想和对策上的准备。中国与朝鲜半岛形成了特殊的紧密关系，交往多了，难免有磕磕碰碰，但分开是不行的。中国的许多重大利益，甚至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许多都涉及到朝鲜半岛，中国绝不能袖手旁观。

　　张蕴岭同意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的说法，中日之间关系的基础不再是以相互友好为基础，而是以相互利益为基础。中日之间，战略共识还很薄弱，两国存在着战略上的竞争。尽管不能提“以日为师”，但日本严密的管理体制、团结奋进、立志创新的精神，精益求精、高效节约的工作态度都值得中国人认真学习。中印两个大国要合作相处，有人希望两国斗起来，但中国人自己要头脑清醒。

　　学者如何对现实发言？在《我的世界观》一书中，张蕴岭强调社会责任。在这种世界观下，张蕴岭即使写博文，也十分谨慎，他的许多博文写出了很多具体的、针对性的，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用得着的意见。比如，中国的公车制度可以借鉴澳大利亚“私车公用”的做法；物产税可以借鉴新西兰基于房屋价格征税的经验；治理堵车则可以借鉴新加坡，新加坡推出挂“红牌子”牌照政策，价格便宜，但这种车只能在周末、节假日、早上7点以前和晚7点以后行使，如果不遵守，不仅要被罚款，还要坐牢；治理资源枯竭型城市可借鉴日本，日本工业化之后也经历了类似今天中国的污染发展，不少矿山被采掘一空，影响了环境。为了治理，日本采用“城市矿山”的做法，从城市的电器垃圾中提炼贵金属，由于开发了新技术，整个提炼过程不产生任何新的污染。还有，作者访问越南之后，看到越南人对摩托车造成的拥挤、噪声、污染、危险等很头疼，建议发展公共交通网。由于越南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政府财政能力较弱。作者认为可以开放引资，商业运行，国家补贴。更重要的是，如果越南真的这样做，那么中国企业“走出去”就存在很大的商机。

　　对于一个学者而言，人格的形成非常重要。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蕴岭从中国社科院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系。有一次，美国朋友带着日本籍岳母来北京访问，事先说好有旅行社负责接待，不用接机。当时张蕴岭一月的工资只有43元，舍不得打的士，搭乘公交车去了首都机场。那时北京只有一路公交车，而终点站离机场很远，步行要半个小时。不碰巧的是，事先联系好的旅行社根本没露面。在这种情况下，张蕴岭帮忙联系好旅馆，又接连几天陪着游览了北京的主要景点，包括爬长城、吃北海的仿膳。临走，美国朋友塞过来一叠外汇券，那个时候的外汇券能买到很多东西，但张蕴岭拒绝了。没想到的是，日本老太太记住了这一举动。回国后，在很多场合都讲这个故事，说是看到了中国人的真诚，中国人的这种品德一定会让中国强大。张蕴岭后来才知道，老太太是日本前藏相大臣的夫人，在日本很有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