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孝文（编辑）

　　在今天，重新研究大清帝国的最后十年，会有什么发现？《辛亥前夜：大清帝国的最后十年》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老佛爷”慈禧，在后人看来莫过于帝国最为阴毒可怕、最为愚昧颟顸的女人。但在《辛亥前夜》一书中，慈禧却是头脑清醒，执事刚毅，颇有挽大厦将倾的气势和魄力。

　　慈禧离世的1908年，乃清光绪三十四年。如果将此年份安放在整个动荡不安的晚清的历史“大变局”之中，这并非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因为，往前八年，是整个华北地区侵扰不安的反洋教斗争与义和团运动，以及紧随其后的八国联军的侵华战争；再往后的三年，是起于武昌并致满清大厦倾覆的辛亥革命。但是，就是这看似并不起眼的年份，却注定在中国法制史上要写下一笔。该年的8月27日，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宪法性质的纲领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诞生了。

　　这些“觉醒”与“开明”的文字与其说出自垂死的满清朝廷，毋宁说来自于当朝实际的最高统治者慈禧之手。但问题是，这个“老妖婆”为什么在临死之前还要做出这样惊天动地的举动？是良心发现，还是“人之将死，其‘举’也善”，甚或是为了挽救自己日益败坏的名声和奄奄一息的晚清朝廷呢？

　　《辛亥前夜》中写道，慈禧“首先是一个嗜权如命的统治者”和“善于玩弄权术的宫廷贵妇”。慈禧是靠“辛酉政变”起家，在其执政时期，面临内忧外患，她实现了君臣和衷共济，满汉一家。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历史学者很少提到慈禧，但这项近代化运动无疑得到了慈禧的首肯，因为在当时体制下，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实际支持和理解，革新措施无从谈起。正因为如此，各项洋务事业虽遭清流党与顽固派的多次抨击和干扰也从未中断，洋务派官员虽屡遭弹劾，声名狼藉，却始终位居要津。更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在是否设置同文馆以及在中法战争中，抑制清流派的主观臆想，赢得了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员的信任和忌惮，也让反对派甘愿对她俯首称臣。没有慈禧，就没有洋务运动，当成定论。

　　此外，她还是一个在各种政治势力间回旋纵横的政治家。作为最高统治者，慈禧一面要应付顽固派、清流党的高谈阔论，以及对她的依靠和支持；另一面也需要给成绩卓然的开明派官员以实际的支持。

　　晚清新政十年，从1901年的《辛丑条约》算起。清朝随后推进的每一项改革，都是在慈禧的关照和默许下逐渐推进的，其中的许多措施，不仅实现了百日维新的目标，而且完全超过了当时康梁的胆识。帝国最后十年的新政改革，内容包括教育、经济、法制、军事、政体等诸多领域，其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此前的康梁的戊戌维新……只是，历史给慈禧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美国的政治学者亨廷顿曾经说：“处于权威危机中的统治者将会迅速地变成真诚的改革者，他对改革的真诚来源于他对保住权威的真诚，保住权力的真诚。”经过历次战争洗礼、列强的欺凌、沸腾的民怨、革命党人的起义以及立宪派的改革驱动，我们似乎没有理由怀疑由晚清上层推动的新政改革的真诚，但问题是，改革的最终结果为什么反而换来清帝国大厦的瞬间倾塌？

　　其一，在于中央无强力人物，政权出现真空化。慈禧突然死亡后，载沣极力防范袁世凯坐大，将其排斥出去，政治真空由大批从日本归来的军事留学人员填补，而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排满学说了。

　　其二，改革过于激进。因为受局势的刺激，无论是民间的立宪人士还是朝中的官僚，他们的立宪主张变得陡然激进起来，开始向政治改革的主持者施加前所未有的压力。日本一个小国都花了20年的时间酝酿才出台了一部帝国宪法，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却想用9年时间过渡到宪政国家，这无疑是一个激进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