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陌上

　　在杨凯麟《分裂分析福柯：越界、褶曲与布置》中，福柯哲学乃是一种“在地”哲学，这一结论，正是从佛教意义来确认福柯哲学实践与经验层面的价值的。

　　尽管并非一脉相承，但在西方哲学史上，尤其是近世以来，不断尝试从东方智慧中寻求智力、观念与方法上的支援，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求证东方文明的优胜，而是旨在于阐明这样一个事实：西方自古希腊、尤其是笛卡尔以来的理性廊柱——自我，正在受到越来越猛烈的挑战，而东方，尤其是佛教，从其精神气质上讲，则是无“我”的。

　　这样说容易明白：基于一种主体性疆域的划分，西方哲学将世界分为“我”、“我的”以及“他者”（对应于福柯的三个核心观念，也许就是“自我”、“权力”以及“知识／真理”），在古典时期，哲学家致力于探索未知的“他者”，同时对“我的”进行伦理以及法律层面的规范，而对“我”则深信不疑，因此，他们几乎都能表现出一种乐观、确凿、热情洋溢甚至咄咄逼人的辩论家、演说家、政客、甚至宇宙设计师的风采。

　　而近世以来，伴随着“他者”世界客体化进程的完毕，“我的”受到共产主义以及庶民政治在现实层面的挑战，而“我”则在最大的“他者”——上帝轰然仆地之后，突然失去依据，一些敏感易受的哲学家，转而内向观照，硬生生从逻辑实证的传统中杀出一条冥想与经验的血路来。

　　于是我们看到：恐惧、战栗、厌烦、焦虑、虚无等关于“我”的经验成为现代哲学的基本命题。也就是说，哲学从探寻存在转向了探寻自我：其中的一个向度是在空间意义上发现并塑造自我的结构，这种塑造往往是心理学层面的；另一个向度便是在时间意义上确认生命的价值。以上两个向度致力于共同营造一种全新的自我疆域：价值观（存在主义）层面的“人生值不值得活”以及认识论（现象学）层面的“将自我放进括号里”，均是自我命题的现代性基石。

　　福柯的野心在于：他并不满足于克尔凯郭尔（恐惧与战栗）、叔本华（痛苦与无聊）式的对自我的人生（时间）向度予以不留情面的否决；也不满足于尼采（超人、永劫轮回）、海德格尔（向死而生、诗意栖居）式的自我授勋、加冕与救赎；也不满足于胡塞儿式的自我放逐（本质即形式对质料的意向性架构，而这个意向性与自我无关）；更不满足于萨特式的对自我自由的粗陋判定。福柯试图重新划定并建构“我”、“我的”以及“他者”的疆界／场域，因此，自我、权力与知识这三个维度在福柯的思想谱系中同等重要，正如德勒兹所说：“（它们）是不可约减但却相互蕴含的。它们是三个‘本体’。”

　　福柯的创造性在于：他放弃了一劳永逸地发现真理、解决问题的虚妄企图，从而宣称自我、权力与知识都是历史的，并不需要设定一个普遍的情景。从这个意义上讲，福柯赋予了实践与经验以绝对的价值，并几乎是永久性地关闭了先验之门。上帝在尼采那里死掉之后，并未在福柯这里复活，他以“人死了”的喜悦口吻宣告人的诞生与站立（摒弃康德的“道成肉身”之人以及尼采的“超人”，福柯的“末人”能够生产、繁衍并死亡，就像“沙滩上的一张脸”），尽管这种站立还显得那么颤颤巍巍、如临深渊（尼采说用鹰隼的眼睛打量存在的深渊，海德格尔让人与存在为邻，福柯则试图让人在存在的深渊行走）。

　　不止于此。当人们将末人的诞生当成一场庆典时，福柯则躲在一旁，狡黠地冷笑：一切不过是一种话语，其实空无一物，真正的庆典应该是“空”的诞生。作为佛教徒的福柯自此确立了，尽管他并不会承认这一点。

　　《分裂分析福柯：越界、褶曲与布置》杨凯麟著/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版/2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