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去王府井，都要去涵芬楼转转，不仅仅是享受静谧的书香，更因为喜欢这栋灰白色的小楼傲立于闹市区的特立独行的姿态。每行至此，我总是在想象中描摹民国时的上海涵芬楼之盛况。而在战乱中被付之一炬的涵芬楼，又撕裂了多少国人的心，历史的光与影，就在这里汇聚。后来才知道，是于殿利顶着“非典”的萧条,使由商务印书馆读者服务部扩建成的涵芬楼书店开张营业，就连所进的第一批书都是他亲自选定的。

　　同样，每次去商务印书馆采访，路过墙上挂着的画像，总是对上面的名字和在里面工作的人们心生敬意，在这样一个走出过大批杰出人物的文化重镇工作，得要有多大的敬畏之心，以及负重前行的勇气？

　　做伟大公司的造钟人而不是报时人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出版业的百年品牌，为这样一艘大船掌舵，与张元济、夏瑞芳、高梦旦这样的出版家一同写进这家老字号的历史，既是无上荣光，又要承受无比压力。其中一个很尖锐的话题是，究竟如何才能做到不被人批评吃老本？当记者向于殿利抛出这一提问时，他一笑而过，“我在就职演说上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

　　于殿利所说的就职演说的日子，正好是他进入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第20年零20天。从1990年毕业分配至商务印书馆历史编辑室从事编辑工作，到20年后做到总经理一职，想来总有百般感悟，但他的就职演说词简短而有力，充满了激情与誓言。

　　“我们的现在，仅有一部分是自己造成的，而绝大部分是从过去传来的。我们的所知所想不是因自身智力之弦的拨动，而是由未知这块不毛之石下面涌出的一眼新泉，它是由久远之前的遥远小河补给的，流过我们并贯穿我们的溪流。”于殿利援引了这样一段他喜爱的话，以描述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历程和当下的商务人的责任。

　　显然，如何“上不负先人，下无愧来者，在新时代条件下进行新的创造、新的积累和新的传承”，是于殿利在执掌商务后发出的宣言。在这位新的舵手看来，不能只满足于做继承者和享受者，“励精图治、守成出新，才能完成属于我们这一代商务人历史使命的创造、积累和传承”。

　　《基业长青》中有这样一句话，“拥有一个伟大的构想，或者身为高瞻远瞩的魅力型领导者，好比是‘报时’；建立一家公司，使公司在任何一位领袖身后很久、经历许多次产品生命周期仍然欣欣向荣，好比是‘造钟’。”历数基业长青公司历史上的出众CEO，往往不是高姿态魅力型的领导，而是专心致志地建构一种规范而持久的制度，致力于创立一个组织，一个会滴答走动的时钟，而非刻意成为一名伟大领袖。追求制造时钟，而不是成为报时人，这点，在这位温润的文化人与低调的企业人——于殿利的身上表露无遗。目前商务的一系列改革，包括了组织架构设计、业务流程设计、绩效考核体系和企业文化在内，仍在进行中。在于殿利看来，制度就是生产力，制度也要以是否能最大程度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标准进行制定。而做经营管理，就是在做好企业制度管理的基础上，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历史系出身的于殿利说自己有历史人的“小毛病”，比如爱较真，把什么事情都要当学问来研究，除了写文章讲究无一字无出处，讲求言必有据之外，制定改革依据亦如此。在他看来，设计一种制度规范，务必思维缜密，设计严密，还要考虑到其可能的副作用。综合考量后，才能将其实施。而在一系列改革举措中，他对商务企业文化的再造，堪称文化管理的大手笔，这基于他对“文化就是生产力”的独到理解。

　　文化就是生产力

　　于殿利是出版界公认的学者型管理者，除了钟情于自己所热爱的历史研究，时常出版专著和译作外，亦在2001年进入对外经贸大学攻读工商管理课程，后于2005年赴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攻读高级管理课程（AMP）。目前在新闻出版总署培训中心做兼职教授，同时任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人生是不断学习的过程。而在求学路上，他从事编辑工作7年后调任发行部之际，他的博士导师刘家和先生用“出将入相，做一个一流的学者和一流的经营管理者，向张元济先生学习”这句话鼓励他。此外在求学路上的一次次思考，也让他印象深刻。在2005年哈佛商学院AMP的课堂上，他侃侃而谈：“没有顾客，就没有市场；没有市场，就没有投资者；没有投资人，就没有企业；没有企业，就没有工作的员工；没有员工，就无法组成社区。”原来，老师给他们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商界学员们设计了一个调查问卷：企业、员工、投资人、顾客、社区，这五大要素对管理者来说，哪个最重要？学员们议论纷纷，态度迥异，并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虽然在于殿利看来，这五要素的先后依次是：顾客、市场、投资者、企业、员工和社区，但这样一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却在他心里萦绕多年。他直感叹管理是门大学问，任何国家任何企业的管理经验都无法复制。他亦同时感叹，即便企业是丰富多彩的，即便企业有多种主导类型，即便因为企业的产业模式、发展阶段和策略，以及所在的国家环境不同，但顾客需求仍然是第一位的。

　　而他也将这一理念在商务印书馆贯彻下来，尤其体现在他上任之初对商务印书馆企业文化的重新梳理与诠释上。这与当时中国出版集团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不谋而合。于殿利认为，时下的企业界对企业文化的看法存在偏差，很多企业的企业文化太过“虚空”，其实，企业文化对经营业绩有着重大影响，如果企业要规模发展，就一定要规范文化；更重要的，文化决定企业高度，规范文化的同时，也是在规范人的行为。

　　“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是百年商务为自己确定的使命，而商务印书馆企业文化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百年前提出的这个口号是否过时。在新形势下，该如何理解这八个字，又该如何诠释这八个字？众人一致认为这句话并不过时，因为传播知识，传承文化，就是开启民智，就是昌明教育。而商务的文化精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正与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相契合。而讨论的第二个问题，是要求众人思考，为践行这一使命，企业该做成什么样，企业愿景又是如何？第三个问题，则是为了达到这个愿景，商务人该拥有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和核心经营理念？

　　在这一系列的大讨论后，品质、责任、创新、合作，成为商务印书馆的核心价值观。而核心经营理念的高度概括，便是“在商言商，文化当先；创意无疆，品牌为王”这十六个字。既不被市场经济的大潮所淘汰，又能坚守一贯的文化追求和担当，成为时代赋予商务人的任务。

　　于殿利更是用商务的出版例证这些核心价值观和经营理念，品质是商务品牌的核心内涵，诸如得此一书、胜他万卷的《辞源》，不慕流行求传世的“汉译名著”，富有科学、创新、责任和奉献精神的《现代汉语词典》，这些无一不体现出商务人对出版品质的追求。又诸如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编辑部，第一部中英文对照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本汉英词典《汉英词典》，新中国第一个合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中国第一个辞书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这些都谱写了商务的不断创新之路。

　　在他看来，文化决定寿命，创新等于变革，变革延续辉煌，文化推动变革。

　　编辑应作数字全媒体产品设计师

　　采访于殿利时，正逢他的有关为“人本主义起源”正名的《巴比伦法的人本观：一个关于人本主义思想起源的研究》出版，他通过对古代楔形文字文献《巴比伦法》的考证，颠覆了“人本主义思想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传统说法，把“人本主义”的诞生地从15世纪的意大利还原给人类的文明之初，即最远古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自然，对他的学术研究以及具有颠覆性的结论，他颇为得意。他虽然说历史系出身的家伙们讲求言必有据，但正因为经过细心考证和缜密思考，所述观点也往往独特，这位传统出版人对时下的数字出版也颇有看法，在他看来，在全媒体出版时代，技术化和全媒体出版应由传统出版人主导，所以，未来出版一定且永远是内容为王。

　　如此，编辑们就不用泄气，不用担心编辑这个职业会在地球上消失。不过，在他看来，编辑们需要转型——从产品型编辑成为市场型编辑是不够的，具有文字加工、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的能力也不够，在当下，更要成为数字全媒体产品设计师。于殿利说，编辑就像是厨师，把握顾客的需求，选取对当下有影响的原料进行加工、整合，正如同萝卜有不同的烹饪法，经过编辑之手，不同做法的萝卜就出炉了。厨师如何准确理解顾客的需求呢？这就需要编辑具有理解这个时代的大视野，不是坐在书斋，而是要把自己当作顾客来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