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辅发展的萌芽和发展期（1978年～1989年）。此时期国内的印刷技术有限，经济尚未复苏且国内物质资源匮乏，人才缺口巨大，加上考大学的人数规模远远不如现在，故这一时期教辅多定价低廉、普及率不高。值得关注的是，政府对教辅书籍的干预第一次出现便是在这个时期。

　　二、政府主导阶段（1990年～1999年）。这一时期最突出的一点是：政府干预的进一步加强。这一次由省级政府实施的干预保证了主流教辅在质量和价格上的示范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教辅市场格局的基本稳定。

　　三、市场自由竞争期（2000年至今）。 2000年1月，教育部统一部署“减负”，对教辅采取了“一刀切”的办法，即禁止教辅统一征订、禁止教辅进入学校。根据“减负”精神，各省取消统一使用的教辅，至此，原有的以省为单位对教辅审定、限价，按教材方式出版发行的体系宣告崩解。 1999年开始实行的大学扩招则在极大程度上扩大了市场对教辅资料的需求。但在教辅市场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教辅品种过多过滥、盗版猖獗、教辅质量良莠不齐、教辅选用机制滋生腐败、教辅价格不合理等。

　　在我国出版业中，教辅类出版占有较大份额。我国每年出版图书总印数大约60亿册，其中近70%为教材教辅，可见其潜在的巨大利益。也正是这个原因，在教学的需求和利益的驱动下，众多无出版资质的单位和个人开始大规模介入教辅的出版发行，质量低劣的教辅开始涌入市场。教辅市场也因此鱼龙混杂，逐渐出现了通过经营教辅发财的出版商及中间人，教育部门腐败丑闻迭出。

　　针对以上现象，2010年4月份，国务院纠风办、教育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出《关于2010年治理教育乱收费，规范教育收费工作的实施意见》（教财[2010]2号），文件调整对教辅治理的提法，由“禁止统一征订”调整为“加强教辅管理，解决教辅散滥问题”。

　　这一时期，由于电脑、网络的普及，教辅也呈现出由传统的纯纸质媒体向以纸质媒体为主、电子媒体为辅转型的趋势。然而网络的介入对教辅市场而言不全然是好事。当下，教辅市场自身尚处于待完善的状况，网络的突然加入将在很大程度上恶化教辅市场的环境，进一步加剧目前教辅资料泛滥的情况，从而导致学生在选择、购买教辅资料时茫然无措，使得选择教辅本身又成为了一件费神的事情。

　　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在制约、限制着教辅市场的正常有序运作和其自身更为长远的发展，但这些问题并不是无解的。通过以上对我国教辅出版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当下教辅市场存在的问题并非是其固有的，它们产生于教辅的发展过程中且随着历史的前进不断地发生着变化。可以确定的是——教辅在市场有序的情况下，可以发挥正面效益，反之则会出现负面效应。

　　从以上对我国教辅出版的回顾来看，我国教辅市场的繁荣期亦是其问题的集中爆发期，所以解决教辅市场问题的关键在于规范教辅市场。大体来说可有以下几点：

　　一、进一步加强对同步类教辅出版的监督、管理，实施明确、严格的准入制度。

　　首先，由专门的审定委员会对同步类教辅的内容进行审定，并列出中小学教学用书目录供学校选用。其次，由专门部门对教辅实施核价和向社会公示，防止腐败滋生的同时也可减少家庭的教育支出。再次，在社会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政府可拨款用于教辅补贴，并将其作为义务教育建设的一个方面来贯彻落实。通过教辅补贴的形式而非直接购买、免费发放的方式来进行，在避免腐败滋生的同时能倡导教辅的重复利用。最后，审核拥有教辅出版资格的作者和单位，积极支持教辅的编写和出版的同时也要加强对其的监管。

　　二、完善对非同步类教辅出版的市场化管理方式，给予必要的监督、引导，方便有需求的人进行选购。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光规范教辅市场怕仍做得不够到位。当下从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学生所用教材基本都为新书，也就是说，我国目前的初等、中等教育中教材的重复利用率很低，教辅的重复利用率则更不用提了。然而建设节约型社会已势在必行，所以，无论是出于减少自身家庭不必要的教育支出的考虑，还是为了实现建设资源节约型、能源节约型社会的目标，教材和教辅在未来的总体出版量的下降已成定局。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学龄儿童的减少，电子、互联网技术的高速普及、发展产生的对传统纸质媒体的冲击等也都使得教材和教辅业的泡沫越来越大。考虑到教辅的未来，转型恐怕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