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馆研究具有独特的价值。明代开始兴起的会馆组织顺应了当时科举制度全面铺开、商品经济深入发展、人口迁移大规模展开的形势，在官方行政管理之外，通过社会力量，建立起流寓人士（包括官绅、试子、客商、其他流寓者）进行有效社会管理的机制。我以为这是中国社会发展中传承与更新的杰作，具有内生变迁价值，能为经济而有效地开展流寓社会的管理发挥作用，其“祀神、合乐、义举、公约”的基本功能覆盖到人们的思想观念、人际交往、困难济助以及行业规范等方面，其经济性、文化性、社会性均得到彰显，并且对传统价值观中的“义”“利”等作出了因时的诠释。

　　由于会馆曾被视为封建落后的东西，会馆财产被没收，会馆活动被取缔，连会馆文献亦多遭遇散落的命运，乃至直到当下各类商会已遍地开花之时，我们仍难以追溯其本土文化渊源，仍多视商会为舶来品，是西方文化的成就。我以为这是近代以来“文化自卑观”下的偏识，亟待得到根本性的纠正。唯此，我们才能形成自我之信念，确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才能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会馆志是堪与国史、地方志并驾齐驱的重要史料。明清时期在北京就有约400所的会馆，以官绅试子会馆为主，上海亦有近400所的会馆公所，以商人会馆为主。苏州、南京、杭州、武汉、洛阳、开封、天津、广州等地都数量不等地分布着会馆组织，有的村庄都能找到会馆的遗址。随着中国人移居海外，海外华人会馆亦先广布南洋各国，继而扩展及于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等地，至今仍呈蓬勃发展之势。

　　经初步调查，现存会馆志至少在千部以上，一者目前没有人系统进行过整理汇编，再者因为版本较早，或有的版本质量不高，漫漶、残损现象严重，又保存分散，即使是国家图书馆亦只保存了不到10部，有的散落海外（日本东洋文库、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等有一定收藏），有的则散存民间，面临虫蚀水侵的危险。由此我产生了尽快收集会馆志，将其汇编传承的愿望，亦希望以此向我们伟大时代献上民族复兴的文化基因之一斑。

　　这一愿望很快得到了厦门大学出版社时任社长蒋东明、宋文艳总编辑的赏识，并被列入福建省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于是我与薛鹏志副编审一起，充分调动各大图书馆人脉、研究同行以及我们的毕业生的积极性，广泛展开会馆志的搜淘工作，《中国会馆志资料集成》（第一辑）可以说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其中所收的会馆志有的版本较好，有的史料价值较高，有的还进行了必要的比勘对校，使不全的版本具有了完整性。由于会馆的规模有大有小，会馆存在的历史有长有短，各会馆本身的经济实力、管理水平各有很大差异，因此，有的会馆志鸿篇巨制，印制也很精美；有的会馆志则仅仅是一个手抄本，且书写也不规范，但是从全面反映会馆历史的角度出发，我们力求照顾到各类会馆、各个地区会馆的覆盖面，给读者和研究利用者以更全面的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