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哥白尼被认为是现代科学的引导者，其著作《天球运行论》更被视为科学革命的开端，推翻了地心说，提出了宇宙中心在太阳附近的假说，但“日心说”的正确性在哥白尼那里从未获得过明确的科学论证。

　　哥白尼拒绝当时占据主流的托勒密体系，因为他认为托勒密体系有缺陷，这种缺陷在于：该体系的偏差尽管微小，然而这种微小偏差的累积却会导致儒略历极大的误差，因此，他尝试为行星的运动方式提供另一种数学表述，而事实上他所提出的宇宙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仍旧维持着托勒密的思想。托勒密用了40个圆形轨道来排布太阳系的行星运动，哥白尼则用了48个；托勒密没有使用正圆来描绘天体的运动，哥白尼则沿用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正圆形的水晶球模型，就这两点而言，哥白尼的学说其实谈不上进步，严格来说甚至是某种倒退。在当时来说，他的颠覆之处在于：他将地球从宇宙中心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他并没有明确将太阳置于宇宙的中心）。因此可以说，他所遗留的问题比他所解决的问题更加重要。

　　所谓“哥白尼革命”，这里的“革命”我理解为认识论的转变。哥白尼革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科学的领域，他所涉及的宇宙学问题不仅是天文学的焦点，也与物理学等紧密相关，而且历来是与伦理学捆绑在一起的。自哥白尼之后，传统宇宙学瓦解了，天界之不朽与正圆形天球之完美都被逐一击破，宇宙变得空旷浩渺，现代科学家们必须“重新建立人类理智的架构，重新定义和构成概念，发展一个新的接触实在的方法……一个新的科学概念……替换掉人类原有的许多构成常识的方法”。诚如匈牙利作家阿瑟·凯斯特勒在《梦游者》中所言：“（哥白尼的）新哲学摧毁了中世纪平静安放于宇宙之中的不变社会结构及道德观念，彻底改变了欧洲的社会、文化、习俗风貌，似乎诞生了新的生物物种。” 

　　《哥白尼问题》一书的作者罗伯特·S.韦斯特曼深受托马斯·库恩“历史的科学哲学”观的影响，不是局限于科学内部史的视角，而是将科学置于当时的文化背景之下加以考察，最终呈现了内部史与外部史紧密结合的面貌。该书准确细致地讲述了哥白尼时代诸多天文学概念与技术性细节的社会、宗教和文化背景，是在“科学生活的事实”的基础上，在历史的视野中考察科学理论“实然”的发展与变化，并尝试说明这种发展与变化的动因，可以说是从具体的案例研究着手去做了“解剖”麻雀的工作。

　　作者向读者揭示了哥白尼《天球运行论》为何“是一个制造革命的文本，而不是一个革命的文本”，哥白尼体系作为旧有传统的巅峰与未来新传统的源泉，又是如何激发天文学家在日心地动说的基础之上发展新理论，面临新问题，进而解决新问题。

　　从书中也可以看到，哥白尼的革命性，是他的同代人与后来者逐渐巩固的：经历了第谷、开普勒、伽利略、牛顿等天文学家的观察、阐释与论证，宇宙的真相才逐步揭开。在这个意义上看，哥白尼可谓是揭开真相第一层面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