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王媛媛 孙 珏
编者按
高校教材曾被视为“铁打的营盘”——品种稳定、需求刚性、利润可预期。但是高校不再强制购买教材，学生也存在使用二手教材甚至盗版教材现象。政策变动、技术革新、市场变化三重挤压之下，教材数字化转型，不再是“要不要做”的选择题，而是“如何做对”的必答题。数字教材能否成为教材出版社的“第二增长曲线”？本期报道深度调研8家代表性高校教材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立信会计出版社、厦门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重庆出版社、河南大学出版社，拆解其最新数据、盈利模型、踩坑实录与未解难题。采访结果显示，出版机构已在平台建设、内容融合、技术应用等方面取得初步成果，但仍面临定价机制、用户习惯、平台兼容等深层挑战。
数字教材市场全景扫描
政策驱动转型加速
数字教材的发展在国家政策驱动下按下快进键。2019年《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办法》和《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发布，厦门大学出版社随即开始密切关注数字教材的发展动态。2024年2月，教育部教材局提出2024年工作要点，启动教材建设“数字赋能”项目，并鼓励有条件的编写单位研发数字教材及配套资源。2024年开始，浙江大学出版社应声启动“省域高校数字教材平台建设与运营模式研究”项目。“这个项目不仅是研究课题，更是我们技术研发和平台建设的实践，旨在打造一个集数字教材生产、出版、分发与运营为一体的平台。”浙大社副总经理黄娟琴进一步表示：“正是这些政策的指引和我们的积极响应，促使我社进入了数字教材快速发展的‘快车道’。”
今年4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后，市场上的数字教材规模不断扩大。此外，教育部“101计划”、“十四五”规划教材等政策密集落地，为各社的数字教材提供了立项依据和资金支持。上海交通大学电子音像出版社社长、上交大社融合发展中心主任刘敏表示：“教育部‘101计划’等政策出台后，社里进一步加大数字产品投入，推动‘100种数字教材建设计划’，截至目前，数字教材选题储备近200种，上线超过100种，数字教材已成为融合发展的重要方向。”北京大学出版社副社长谢娜也提到，北大社承担了教育部“101计划”中物理、数学、经济等多个学科的教材出版任务，采用纸数融合出版是必然选择。河南大学出版社28种数字教材跻身河南省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十四五”规划教材，也是政策驱动的体现。
收入占比低但增长迅速
从采访结果看，“起步期”是多家出版社数字教材业务的共同标签，目前在收入大盘中占比不大，但各社对数字教材的投入逐年增加，销售额也持续增长，具有较大的增长空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23年后加大了对数字教材业务的投入，将重点转向数字教材平台、内容、业务流程、业务模式等基础能力的建设。浙大社的数字教材规模也持续扩大，黄娟琴透露，社内数字教材选题已超过1000种，成功出版数字教材接近200种，其中有10种被推荐参加国家规划教材评选、15种入选省级规划教材。一年前，河南大学出版社成立了河南省数字教材出版中心，数字教材出版品种近50种。但据河南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中心主任巩永波介绍，目前该社收入仍以纸质教材为主，数字教材占比不到10%。重庆出版社情况与之类似，新成立的职教分社，其数字教材业务已快速形成规模效应，目前数字教材品种达百余种，纸质教材与数字教材收入占比为9:1，但数字业务增长势头强劲。重庆社职教分社社长夏添将这条“陡峭的曲线”视为分社的核心增长引擎。黄娟琴也有同样的预期：“数字教材在教材总销量中的占比会逐步提高，未来一段时间将成为重要的增长点。”
智慧平台建设成为关键抓手
自建智慧平台成为数字教材的入场券，各家出版社自主打造的数字教材平台近两年集中亮相。河南大学出版社搭建豫高教数字教材智慧服务平台，该平台入选2025年度河南省省级文化产业发展资金项目和出版业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案例。华东师大社基于“智慧树融合出版云平台”底层架构，于2023年初构建新一代“芸简数智教材云平台”。华东师大社高教与职教分社数字教材项目负责人罗彦介绍，该平台主体结构为“1门户+3平台”（即门户网站、数字教材编辑平台、数字教材学习平台、数字教材教学平台），可实现数字教材的在线导入、协同编辑、智能校对、发行应用等功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在2023年正式构建并上线“交我学”教材出版服务平台。该平台有智能体助编创、多媒体强互动、多平台易便携、易管理利分析、易编纂多工具五大特色。重庆社推出“匠心云教育数字出版平台”，以“重庆安全阅读云平台”与“重庆出版社一体化数字中台”为双核技术底座，开发出AI数字编辑器、学科机器人、AI学伴、经销商助手、课程助教5大智能体产品矩阵，贯通教育出版全流程。浙大社2024年4月正式发布“智学链”高校数字教材生态平台。该平台以SaaS（软件即服务）云服务为核心，具备“建、管、用”一体化的功能。
从各平台的功能不难看出，数字教材平台的搭建也是传统出版向“教材即服务”生态的战略转型。立信会计出版社的“财界”平台是锚定“教材即服务”的典型代表。立信社总编辑华春荣介绍，“财界”平台以AI驱动，基于教育心理学相关原理，强调学生以“笔记”为中心、教师以“备课”为中心的功能开发，支持动态更新、个性化学习路径和教学协同，覆盖60余种财经类核心教材。厦大社于2024年7月正式上线的数字教材平台涵盖数字教材编创、数字教材阅读及在线数字教学三大核心功能，支持在线多人协同编写、富媒体教材浏览、教师建班授课、作业考试分发及学生学情统计分析等具体应用，并引入AI技术，在智能答疑、智能辅助编写和智能校对等方面为用户提供更加强大和便捷的支持。浙大社“智学链”高校数字教材生态平台，将数字教材的生产、出版、分发、管理和应用整合在一个体系中，同样也是为整个教材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完整的服务解决方案。
从“纸质翻版”到“原生智能”
当下数字教材的行业共识是——数字教材绝非纸质教材的简单数字化，与数字化转型教材亦大有不同。罗彦进一步解释，数字化转型教材是“传统教材的数字化延伸”，本质仍以传统纸质教材内容结构为核心，仅通过技术手段将辅助性数字资源（如微课视频、拓展文本、专项题库）与纸质内容关联，而数字教材则是“原生数字形态的教材”，是架设在出版社公共服务平台上，且包含融媒体资源和数字化学习工具，能满足信息化环境下教学、测评、管理等全过程要求的经一体化设计的智能化、交互式数字资源。例如，华东师大社的创新数字教材项目《人文素养实训教程》，在学生端，通过微课视频讲解、古诗朗诵赏析等数字资源帮助学生做好预习和自习；针对职校学生设计的文学常识、文言文翻译等小气泡，可随时检验、巩固所学知识；同时还有AI助教帮助学生快速检索、获取和归纳教材中的核心知识内容，精准、智能化地推荐学习内容与方案。在教师端，通过对多维学情数据的统计和智能分析，帮助教师全面而深入地剖析学生的学习状况与需求。
刘敏指出数字教材有几大特点：强调动态更新、个性化学习路径和实时反馈。其他教材出版社的数字教材产品也同样以此为建设思路。比如，上交大社的《港机液压与液力传动》，没有纸质母版，从策划之初即以纯数字形态出版，深度融合港口机械行业实际案例，包含大量互动实训（100个）、虚拟仿真（5个）、视频（10个）等多媒体资源，学生可通过拖拽式交互、仿真操作等方式，模拟真实工作场景中的液压系统调试与故障排除。河南大学社出版的《幼儿园新教师岗位胜任力提升指南》数字教材，以教育部《幼儿园新入职教师规范化培训实施指南》为蓝本，把文件中的“关键岗位任务”逐项转译为可视化的情境任务，如“入园第一天的家长沟通”“幼儿突发磕碰处理”等，让培训内容“所见即所用”。通过情境微课、交互案例、资源包等形式，实现“数字资源—线上研修—返岗实践—行为评价”四段贯通。
厦大社总编辑施高翔认为：“数字教材的核心在于融入了教学设计与交互机制，实现从‘静态知识载体’向‘智慧学习平台’的跃迁。”由此可以看出，数字教材不是单一产品的替换，而是一场教育出版生态的重构。厦大社也基于此思路，尝试跳出纸质教材的框架，从教学场景和学习需求出发进行“数字原生”设计。当下，“数字原生”已成为策划起点，教材不再是“书”，而是一场教育出版生态的重构。
营利模型：谁在挣钱？怎么挣？
目前在数字教材收费方面，出版社大多采取纸数同价、纸数捆绑、按期授权三种模式。一些出版社根据不同产品类型灵活定价，如重庆社采取纸数同步、纯数字教材（带/不带AI功能）、学科知识库定制等多样的定价策略。长远来看，出版社需建立“按服务定价”模式。
模式一：纸数同价
不少出版社采用纸数同步出版的策略，实行“纸数同价”。从厦大社的具体经验来看，这种方式在推广初期有助于学生和教师更快接受数字教材，但同时也存在一定局限。和纸质教材相比，数字教材的价值不仅在于内容，还体现在交互性、功能性和学习体验等方面。如果仅仅按“复制品”的思路定价，难以体现其真正价值。施高翔坦言：“我们还在考虑探索更灵活的定价方式。”“复制式定价”迟早要让位于“服务式定价”。
模式二：纸数捆绑
立信社则通过财界平台将纸质教材与数字教材融合捆绑定销售，消除用户对数字教材及资源“应免费”的认知偏差，引导学生由线下学习转向线上线下融合学习，通过传统教材发行渠道构建数字教材发行新渠道。同时采用纸数融合的“一书一码”形式，充分利用线上多媒体、AI交互协同、在线实训、实时更新等与纸质教材差异化的功能实现学生综合能力的提升，有效防止盗版、复制以及不买教材等现象，实现教材价值的回归。
模式三：按期授权
把教材变成“期缴服务”，浙大社的基本思路是：以纸质教材的定价为基准，然后综合考虑数字教材所特有的服务价值增量。目前，浙大社主要采用按使用期限授权的模式。这种模式下，既能保障学生的正常使用，也能支撑数字教材内容的持续维护和更新迭代成本，为出版社提供了可持续的运营模式。黄娟琴向记者解释，浙大社的定价模式主要考虑四个方面因素。一是数字教材中的资源数量与质量，其制作成本和带来的学习体验提升是定价的重要依据。二是人工智能算力成本、服务器、数据存储等基础设施的维护成本，以及平台的持续更新和技术支持成本。三是数字教材提供的智能审校、AI助教、个性化学习路径分析等增值服务，是数字教材的核心价值，也是定价的考量因素之一。四是市场接受度与竞争情况，确保价格既能覆盖成本、体现价值，又能被市场所接受。浙大社也表示未来可能探索“按学期或按年订阅”，以更贴合数字教材的服务属性。（下转第7版） （上接第6版）
高校教材数字建设的五大困境
不少出版社把数字教材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各家教材出版社纷纷布局转型之下，平台建设、定价机制、教学使用率、持续更新、版权保护仍是悬在行业头顶的“五把刀”。
平台孤岛：自筑城墙，数据难通
一方面，几乎每一家出版社都在“大兴土木”，自建数字教材平台，但平台之间互不兼容，数据接口、使用体验差异明显。罗彦直言：“各出版社的数字教材平台多基于独立技术架构开发，用户体系、建设标准差异显著，制约了学校的教学应用。”教师难以根据不同学科课程需求灵活选用多家出版社的数字教材，信息化教学的便捷性与连贯性被硬生生打破。为了解决不同平台之间的“信息孤岛”问题，不少出版社已开始推动数字教材平台统一化发展。浙江大学社已经成功与正方软件、超星学习通、智慧树等主流教务系统进行集成，有效解决了数字教材应用上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浙大社入选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创新发展联盟副理事长单位后，牵头制定《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出版平台接口技术要求》团体标准，以期为行业提供规范引领。对于这项工作的难点，黄娟琴表示：“需要协调各方利益，统一技术规范，确保不同出版社和高校的数字教材能够顺畅地流通和使用。后续的工作重点是要加强推进，让更多高校和出版社入驻。”厦大社在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创新发展联盟的带领下，正在与高校、技术企业合作，探索实现统一的技术标准和接口的可能，提高教材的兼容性和应用体验。同时，鼓励教师深度参与数字教材的设计与使用，实现教材与教学的有机融合。华东师大社联合行业内其他教材出版社，正共同探索构建以技术标准统一为核心的“云枢”数字教材枢纽平台，打通用户中心、产品中心，为师生提供“一号通”的高效数字教材使用环境。
另一方面，单一出版社难以满足众多学校个性化服务，中小出版社也难以单独应对集团竞争，多家社竞争性进入学校时容易浪费营销资源。在华春荣看来，出版社需要通过“高等教育数字教材创新发展联盟”等组织形式，推动出版社平台与学校教务系统深度连接，实现身份认证、教材分发、学习数据的无缝对接。夏添也同样建议组建跨区域出版联盟，打造“基础资源池+区域子版”的协同生态。例如集中力量开发覆盖核心知识点的通用知识图谱，各区域出版社再结合本地教学特色补充案例与适配内容，既降本又保个性。
定价僵局：认知与成本的剪刀差
目前数字教材定价尚未形成统一标准，而几乎所有出版社都面临相同的用户质疑：“数字教材凭什么比纸质书贵？”华东师大社曾就此展开调研，结果发现师生普遍认为数字教材属于没有纸张的虚拟产品，成本更低，故主张其定价应远低于纸质教材。但出版社在实际开发中却需承担高昂的技术、运维、流量、更新成本。夏添告诉记者，开发数字教材的算力消耗与学生端流量的不可控性，导致隐性成本较高，尤其是工程类专业的数字教材，涉及3D建模、VR、AR等技术，开发技术难度更高，需要付费建设的项目更多。这种大众认知与实际建设成本的错位，让数字教材定价陷入两难。施高翔表示：“既要覆盖研发与维护成本，又要兼顾教育公平与学生的支付能力，这对出版单位来说是一大挑战。”对此，谢娜认为具体定价还是应尊重市场规律，在用户需求和内容价值之间取得平衡。
教学落地：从“开发热”到“应用冷”
从用户端看，在实际教学场景中，师生仍普遍依赖纸质教材的使用惯性，数字教材的渗透率与使用深度均未达预期。多位受访者反馈，“开发热、应用冷”仍是常态。刘敏也表示：“市场接受度不高、付费意愿弱，仍是当前最大挑战。”在罗彦看来，一方面是因为教师对智能工具接受度低，缺乏场景化培训，不知如何将数字教材融入课堂；另一方面，数字教材的操作逻辑与现有教学节奏存在适配差距，打破师生原有习惯的成本较高。数字教材从“做出来”到“用起来”之间仍存在鸿沟。
持续更新：迭代马拉松谁埋单
从出版端看，尽管数字教材凭借互动性、便携性等优势迎来开发热潮，市场上各类产品不断涌现，但数字教材不仅需要前期开发投入，还涉及长期的技术维护与内容更新。课程大纲年年微调，数字教材就得跟着“跑全马”。如果某一数字教材产品利润率不高，中小社的现金流可能难以撑起长期陪跑。出版社能否长期埋单？施高翔提醒：“如果缺乏稳定的运营机制，容易出现‘重建设、轻应用’的情况。”
版权风险：授权难题与盗版隐忧
一方面，由于数字教材涉及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多种形式的资源，版权问题复杂且获取授权难度大。夏添分享了重庆出版社实践时遇到的难题：“确保每一项资源的版权合法合规，需要投入大量精力进行版权梳理与授权谈判。”
另一方面，更棘手的问题是，数字教材内容易复制、易传播的特点，给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巨大压力。加密、水印等方式，也难挡简单的截图传播。对此，浙江大学出版社通过加密技术、平台权限管理、访问控制等技术手段，来强化对数字内容的版权保护，确保数字教材内容的安全性。
华春荣近日在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上谈道：“新形态数字教材已不是做不做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如何做好的问题。”8家出版社的实践告诉我们：出版机构不再只是“内容的提供者”，更扮演着“教育生态的运营者”角色。数字教材确实能重建学生的付费理由，但前提是得先跨过平台、定价、应用、更新、版权这五道关。数字教材不是产品，是服务，谁先做通运营，谁先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