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说：“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圣哲国王之梦。两千年后，在世界各地，知识真正成为推动社会繁荣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知识阶层作为重要的社会力量日益在社会结构中扮演决定性的角色。

　　当下的中国，也许很多人的理想，早已低迷惨淡了好一阵子。无论是来自学术殿堂的精致社会理想，还是基于切实生活的社会期待，在错综复杂的现实面前，总显得弱不禁风。然而，现实世界总是不乏“理想国”之梦的重温者：2010年9月22~23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主办的一场名为“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0”的文化盛事，把众多海内外知名知识分子聚集到了北京，让今年的中秋节由“千里共婵娟”，摇身一变成为“千里共理想”。

　　想象和期许冲击着 人们对理想的诉求

　　“想象下一个十年”与“期许一个华文文化共同体”是“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0”中两场论坛的主题，谈及当初为什么选定这两个主题时，凤凰卫视主持人、公共知识分子梁文道做了这样的解释：第一，“想象下一个十年”——大胆想想十年后中国是怎么样？今天中国的发展让很多人觉得中国好像很好了，腾飞了，竞相争议“中国模式”，同时也有一些人觉得中国问题重重，进入了一个困局，“有时候思考现在或者观察现在，要把距离拉远，不能看今天的问题怎么解决，要放到十年后再回过头来看它会怎么样。”

　　梁文道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中国今天很多城市拼命盖大楼、拓马路，当你走在这些城市的路上时，是否有想过，过了十年或者二十年这个地方是什么样？这些树开始长高了，这些楼是空的还是满的？想象这个，回来再看今天，你会对它有不同的判断。“今天的中国到底是什么样的中国，我们不要再局限地分析今天的中国是不是已经有‘中国模式’，想想十年后中国是怎么样，大胆想一想。再回来看看。”

　　第二，“期许一个华文文化共同体”——我们现在最牛的导演是谁？假如问你，中国现代的牛导演有哪些？可能你会说，冯小刚、张艺谋、贾樟柯……梁文道有时候跟朋友聊天，当问他们中国最牛的导演是谁时，他惊讶地发现，很少有人提到港台导演，“侯孝贤不牛吗？王家卫不牛吗？”梁文道进而反思，“他们不提，不是政治不政治，而是觉得不是大陆的一分子，虽然侯孝贤、王家卫他们拍的电影是华语电影，大家也都看得到，也都谈，但没有感觉是一群人。”

　　面对媒体的采访，梁文道举了这样的例子作为佐证：英国小说家麦克·尤恩这几年很红，每出新书，美国报章杂志马上有书评，他们的读者也会读，他们读的时候不会想我在读英国人写的书，他在想我读英文小说；一个澳洲作家关注的竞争对手不是澳洲谁比他更厉害，他想的是英国哪个人写得跟他很像，要超越那个人；或者一个美国人觉得谁跟他是最接近的，是同一条战线的时候，不一定想到美国作家，而可能会想到印度作家，觉得是一伙的。

　　对此，梁文道希望“当我们说你觉得最厉害的导演是谁时，一个北京人会告诉我‘我国导演里吴宇森很厉害’，而香港的读者读王安忆的新作会说‘我们一个作家出新书了’。”

　　华语小说家张大春也表示，在所谓的华文文化共同体的构成之下，很难建立起一个体制，说我们要如何去达成一种状态，只能期待或者想象，“就是让我们想象各种方言的使用者或者是曾经拥有过各种方言的人，都有机会透过文化体来表现，包括各种形式的文本，包括更强有力的电影，甚至是摇滚乐。”他非常期待，未来有更年轻的人能够从融合或是比对、参照中创造出各种不同的语言架构，从而丰富未来的文学作品。

　　青年导演贾樟柯谈起他对“华文文化共同体”的认知过程时这样指出：小时候认为台湾是国民党反动派居住的地方，香港则是物质情色的“花花世界”，这种印象直到“1980年代”接触了邓丽君的歌曲和《上海滩》等港剧之后才逐渐被打破。1994年在北京电影学院念书，看了侯孝贤导演的台湾影片《风柜来的人》，居然晕了一周多时间，才发现台湾的生活实际上和自己在山西的生活经验非常类似。这种接触促使他回过头来重新了解中国的文学，看沈从文、张爱玲的作品，寻回了一个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一直被我们忽视和遮蔽的华文文学传统。他说，要消除这么多年分离隔阂的影响不是很容易的，但是文化的亲近感和频繁沟通，作用不容小看。“当接近那些文字或者电影的时候，我们能够用作品里传达的两岸三地的具体感情来消除教育所带来的立场，而且如果我们彼此能够欣赏，就没有什么隔阂。”

　　无论如何，这个展现今天知识人“想象和期许另一种可能”的沙龙确实提出了很多新鲜有趣的观点，留下了很大的回味空间。正如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所说：“正是因为历史和未来是不确定的，我们的努力才有意义。”

　　想象和期许冲击着人们对理想的诉求，也洗涤着人们对现实的理解。理想的践行，确属不易，也正因为如此，充满现实关怀的人们，以“理想国”的名义清谈理想，才具有了别样的色彩和意义。

　　思想和文艺两个空间并驾齐驱

　　另外的十几场专题对谈，每场都精心“混搭”了两位对谈嘉宾，谈论的主题也是特别设计，可谓异彩纷呈。其学者阵容之强大，讨论议题之深刻，思想含量之丰富，亦引发了人们颇多惊喜和赞叹。

　　善良的文化人，游目骋怀，激情畅谈理想，想象更好的德性与秩序，想象更好的社会，想象更好的国家，想象更好的生活。譬如，资中筠和易中天对谈“科技与市场，对人类的祸与福”；陈丹青和谢泳对谈“今天，为什么谈论民国”；梁文道和骆以军对谈“文学两岸”；张大春和小宝对谈“风度与风趣”；贾樟柯和张铁志对谈“你能独立吗”；许舜英和欧阳应霁对谈“没有设计的生活”；贺卫方和吴思对谈“规则和潜规则”；秦晖和许知远对谈“中国影响世界，还是世界影响中国”……思想和文艺两个空间并驾齐驱，每天各有3场对谈新鲜出炉，活动极其密集，让不少“贪心”的读者叹息纠结，在同一时段到底去听骆以军和梁文道还是去听贾樟柯和张铁志而犹豫徘徊。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独立电影人的贾樟柯和一直以来非常关注独立音乐人的乐评人张铁志，围绕“你能独立吗”一题分享了各自对“独立”的想法。张铁志表示，独立最重要的是精神，在这个众声喧哗的世界里，有多元的声音，而独立思考是创作的前提。贾樟柯则说，坚持独立性不是和主流作对，不是对抗关系，而是保持距离、保持质疑精神，划分阵营不是真正的独立性。

　　活动内容总监梁文道对“理想国”一词似乎有着更多期许。他认为“理想国”除了会让人联想起某种乌托邦的东西，把文化当成想象另一种可能之外，假如把它翻译成“view”，会很有意思——“中国现在的文化界、思想界、学术界有相当多的断裂、分歧和派系，但我在想，我们中国文人，或者说整个华文世界，不同的学者、作家，有没有可能建立一个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群体的‘理念的共和国’。我们分享某些共同的价值观，就算有争论，对未来或许有不同的主张，会吵架，会有分歧，但我们不会发展到义气之争和你死我活的地步，因为在‘共和国’有某种处理争论的程序，我们要把它探讨出来，我们会有某种共同的价值观和某种追求，对彼此都有宽容和某种程度的肯定。”

　　无论是在理想主义盛行的时代，还是在经验主义盛行的时代，过幸福的生活，始终比任何观念来得更加深入人心。当代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筑就我们的国家》的作者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曾自我嘲讽为“傻笑的知识分子”，在人们追名逐利的时候，自己却还在思考怎样的社会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而其实，这正是知识分子骨子里的气质，观照现实，反思现实，理性设想更好的社会生活。当知识界就理想发出声音的时候，说明我们的社会尚存美好与活力，值得庆幸。

　　利用出版“公器”

　　创造交流与互动的平台

　　作为一场活动，“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0”已经成为过去时，但作为一个文化事件，它的影响或许才刚刚开始。且不说“理想国”这一文化品牌此后的发展，单就一场活动所引起的思想激荡，就已经值得我们给予足够的关注——当下，对现实的妥协似乎已经越来越成为一种常态，但这绝不代表一代人真正忘记了理想和理想主义。于是可以说，这是一场文化飧宴，带着“明月清风”的声色，而非“玉盘珍馐”的鱼肉大宴，所以，它可能不会让人唇齿留香，但却一定让人回味无穷。

　　环顾以往，鲜有哪家出版社或出版公司举行过如此大型的文化沙龙活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敢打破常规开业界先河，多少有些令人惊讶。对此，该公司总经理刘瑞林女士表示，这其实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公司常做一些沙龙式的互动活动，如在北京单向街、时尚廊等沙龙聚集地组织读者和作者的见面会。另外，每年公司都举办生日party，设媒体专场，邀大家坐在一起自由聊天，“今年我们想把它做得更有开放性，更具社会性，所以就有了‘理想国文化沙龙’的想法”。

　　这个把“为了书与人的相遇”作为口号的出版公司，搭建出一个华丽的文化交流平台，让“人与人的相遇”成为了现实。“所有的参与者，或是作者，或是读者，或是出版者，忙乎的都是书里书外的事。做书的时候会泡在书里，但有时不免想跑到书外。做出版的人，接触最好的作者资源，总会有分享的欲望和传播的冲动，希望利用出版这个‘公器’，创造交流与互动的平台：作者与作者的交流，作者与读者的交流，读者与读者的交流；跨界、跨地域、跨年龄的交流……希望看到锋芒面对面，思想大激荡。”刘瑞林的一席话让人无限感慨和期待。

　　未来，是一个充满无限想象空间的词汇，无论什么时候被提及，总能激起表述者和聆听者无尽的遐思，虽然它只是一个相对于过去和现在的时间概念。在一个看上去有点功利的时代，谈“未来”和“理想”似乎有点奢侈；在一个快速转型的时代，谈“现实”难免有点苦涩。不过，一代人理应有一代人的担当，“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2010”的成功举办，或许，不仅仅是为了清谈，更希望能由此展现一幅更美好的“文化蓝图”。

　　未来十年主要属于 “60后”、“70后”和“80后”

　　○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

　　为什么要强调“想象”这样的字眼？其实，这个字眼是我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的一个关键词，因为年轻时研读国外社会科学、哲学等等，常常提到社会的改进和批判——这就需要有想象力。这个“想象力”其中的一层意思就包括怎样从现实中超脱出来——知道我们今天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里。

　　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算账”，我想用“计算”的办法加以回答：未来十年究竟是谁的？再看看未来十年我们该干点什么？

　　计算之后的结果是这样的：十年后，“90后”，年纪最小的21岁，最大的30岁；“80后”，年纪最小的31岁，最大的40岁；“70后”，年纪最小的41岁，最大的50岁；“60后”，年纪最小的51岁，最大的60岁；“50后”，年纪最小的61岁，最大的70岁；“40后”，年纪最小的71岁，最大的80岁……

　　这个计算的结果告诉我们什么呢？结合当下的现实和中国的社会发展规律，人们不难发现：未来十年，“60后”将成为领导者，因为他们的年龄十年后是51岁~60岁，“70后”将成为顶梁柱，“80后”将成为主力军。因此，未来十年主要属于这三代人。

　　虽然不知道在未来十年里，“60后”、“70后”和“80后”这三代人都会干些什么，但作为“40后”的我，十年之后已迈入“古稀之年”，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代人该干的事情就是研究“孙子兵法”，也就是怎么当爷爷奶奶，当外公外婆，对付孙子和外孙子的“兵法”！

　　下一个十年，

　　在理论上要有所“突破”

　　○贺卫方（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下一个十年对中国最大的考验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我们是否能在意识形态领域拥有更大的空间，去想象甚至去创造新的理论，有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理论“突破”。如何在理论方面进行创新，而不是只做些细枝末节的改变——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第二个方面的挑战，是我们能否在民主制度的框架下，或者在现行制度的框架下，真正提升政府的效率。第三个方面的挑战，是我们能否真正建立公正的司法制度。我认为现在司法制度的重要性，在我们国家还缺乏关注。如果我们建立并完善独立公正的司法制度，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社会就会更加和谐些。

　　也许我们需要有想象力和创造力，去想象中国的未来，但是我想起古希腊雅典著名政治家的说法，其实要追求自由不仅要有想象力，还要有勇气。只有“有勇气”才能有自由，我们才能获得幸福。

　　现代文明需要传统之根

　　○吴思（著名作家、历史学者，

　　著有《潜规则》等）

　　遥想未来十年，中国在不断与世界接轨，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在和世界文明相融合，世界文明融入中国文化时，需要在这个传统的土壤里找到根。像“天理”、“良心”、“造化”等词语，都可能成为过去和未来接轨的概念。就在对这些概念的重新整理、重新解释和重新建构之中，一种新的文化体系才可能生成。

　　事实上，传统文化和西方文明互有相通之处，关键是如何找到共通点，让现代文明扎根传统文化，让传统土壤也能生长出现代之树。而知识分子最基本、最重要的文化建设使命之一，就是完成好我们传统的创造性工作。

　　未来十年，所有中国人都在“等”

　　○陈丹青(著名画家、文艺评论家)

　　预测未来十年会怎么样——我是一个“不太抱希望的人”，从很小开始对什么事情都不太抱希望，所以我没有想过希望将来会怎么样。预测我更不会，但是人们都喜欢听人预测，喜欢算命、看手相等，希望知晓将来会怎么样。回顾过去，我觉得我们那一代人有一个“等”字的经验可以同大家分享，比如在“文革”当中等关于知青的政策变化，结果从江西换到江苏插队。这个经验几乎一直延续到今天，所有中国人都在“等”政策。

　　未来十年，我相信有很多事情会继续一天天“好起来”，还有很多事情会一天天“烂下去”，烂到什么程度很难说，我们的想象力都达不到。我自评是没有想象力的人，我不知道未来的十年。

　　收缩还是扩张，这是个问题

　　○舒国治（台湾著名作家）

　　我来北京，在飞机上看到，那么远的农村都盖着香港式的高楼，很了不起。台北是一个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不堵车，近一个十年跟上一个十年都不堵车，很特别的情景。北京怎么变成了这样？你要让它自然地缩小。台北有些人做做饭，卖烧饼油条，他也没觉得不好，因为该有的他都有了，失去了竞争的意志，失去了抢夺的意志。所以大家要很快地让自己抢到，很快地停下手。要找到这种想象力，让大家停下来。中国大陆接下来的十年是往里收缩的十年还是继续扩张的十年？这很值得思考。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十年，各位一定要珍惜每一个十年。我和真正的学者不大一样，希望的是“丐帮”式的生活方式。其实，各位在抢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生活之后，不妨也停下来，休息一下。

　　未来取决于我们现在的努力

　　○秦晖（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想象”无非两层意思，一个是你希望看的，一个是你预测的。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学习的心得是预测是不可能做的，一切都很难说。但要说希望是个什么样子，这当然可以。前不久有一位先生说我们中国现在经济发展了，但缺乏软实力，老是被西方提出的几个概念牵着鼻子走，什么“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等。他说我们以后应该根本不谈这些问题，我们应该谈我们自己的价值标准。不管你用的话语是什么，对于基本的真善美，任何人都有一定的标准。同样一件好的事情，你可以说这符合“民主自由”，也可以说它符合“仁义道德”，但是黑的就是黑的，白的就是白的，善的就是善的，恶的就是恶的，这一点不会因什么文化的差别而改变。当然，由既得利益引起价值观的扭曲，不仅在中国存在，在外国也存在。

　　我始终认为历史是不确定的，但是我要说，正是因为历史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努力才有意义。如果我们注定万劫不复，那么我们今天的努力全是竹篮打水。如果注定是繁花似锦，那么我们大可以睡觉，等待这一天的到来。正是因为未来的十年乃至更远的将来，无论是中国、世界还是每个人的前途都是不确定的，所以才要取决于我们现在的努力。如果我们现在努力，也许未来就可以看到我们希望的那个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