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否认，在中国近代史上，义和团对西方列强在政治、军事和文化上的对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和对抗意义，被视为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民族主义的反映。但，疯狂的反抗、报复导致的非理性杀戮，不仅使两百余名传教士、两万多名中国教徒死于非命，且有许多外国人和中国人遭到了致命的戕害。

　　在特殊意识形态下，不少人对义和团运动赋予了正义、肯定和激赏的评价。然有史家学者却清醒地认识到其中的迷信、暴力、荒诞、混乱、恐怖、反动和顽固。李大钊在著名的宣言性论文《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指出：“时至近日，吾人所当努力者，惟在如何吸取西洋文明之长，以济吾东洋文明之穷。断不许以义和团的思想，欲以吾陈死寂灭之气象腐化世界。”唐德刚一针见血地将义和团批判为一次清廷的权力纷争。这些，我们在鹤阑珊《天朝的狂欢：义和团运动兴衰史》，不难找到相应的内容。

　　义和团的兴起和壮大，并不具有统一的领导者、严密的组织体系和纪律性，如同一盘散沙、乌合之众。花拳绣腿，祭神念咒，烧香祷告，装腔作势……这些荒唐的把戏，麻木了被现实逼往绝境的百姓、流民、小手工业者。他们在艰难时世惨淡度日，痛苦挣扎，寻找生存的隙缝与喘息的瞬间。船家女儿林黑儿自称“黄莲圣母”，组成红灯照，红衣红裤，右手提红灯，左手执红折扇，红满半边天。流浪船夫张德成一次从官府救出几个练拳的年轻人，便成立坛口，自称“天下第一团”，聚集了上万之众……一些酒肉和尚、地痞流氓，铤而走险，成为了一方坛口的大师兄。他们受到了民众的欢迎，被呼为“活神仙”，完全是因商埠的开放、租界的圈定、洋人对居民的压迫所致。

　　德国集团欲将山东划入势力范围，频仍制造事端，圣言会传教士安治泰多方挑衅，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京飞扬跋扈。但，中国最高集权者慈禧，断然不会容许外来势力对其权威的蔑视和挑战。此前西方列强干预她废黜光绪，使之计划破产；如今得报西人集结兵力，逼其归权于帝，更让她出奇愤怒了。她重用载漪、刚毅为代表的主战力量，颁令原本仇视的拳匪为义民，似乎无惧地向十一国宣战。

　　义和团的斗士们，原想过些安稳自足的日子，而机遇屡屡不得。他们从最初的反清复明，发展到举起“扶清灭洋”的旗帜，却自始自终不曾改变命运，即便踏进过暂时设为坛口的王府、衙门，但当权者在利益遭受损害时，自会无情地抛弃他们，甚至赶尽杀绝。我们在痛恨西方侵略者和慈禧之流之时，该冷静地看到拳民们的迷信、愚昧、疯狂和麻木。他们反对西洋教的迫害，也欺辱、剿杀、迫害自己的同胞，干了不少中伤人道、破坏社会的蠢事：杀戮老幼，集体屠杀，火烧民宅，挖断铁路，摧毁衙门，焚坏车站，砍倒电线杆……留给我们的，是感伤和苍凉，无奈和哀痛。

　　历史不会因为尘封、扭曲和篡改，及意识形态，而有所改变。鹤阑珊借助文献史料，在《天朝的狂欢》中，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地解读义和团运动的兴衰成败、是是非非，尽可能地作了公正的叙述。事与景穿插而行，理同情交融一体，不同利益代表、不同价值取向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品格、心理、事功，一一重现在那一段斑斓的、屈辱的、悲烈的而并非光彩的晚清历史中。

　　我们要坚持平视的眼光，辩证思考，看清当时政局和国际纷争下不同人的选择和作为，认识和把握西方列强文明实质。洋人们不远千万里地来到中国，不是简单地要胡作非为，而是寻求资源、扩大市场。而从乾隆朝开始，中外交往的一大障碍就是要不要行跪拜礼，朝廷在皇帝能不能及如何会见外国使节等虚文上纠缠不休，成为触发或激化中外矛盾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今天看来是再正常不过的礼宾常识，于当时看来，却是“体制攸关”的大事，不能让步。这背后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心理：中国是天朝上国，与其他各国不是平等的国体。长期宗法制统治和闭关锁国造成的愚昧，影响着中外交往的正常印象。当时中国外交，动不动以赔款割地为筹码，结果是不愿吃明亏而吃了暗亏，不愿吃小亏而吃了大亏。

　　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列强在中国扮演侵略者的角色，在中外冲突中，中国是正义的一方，却很少发现缺乏法律意识的拳民、教民和昏聩的官僚，具有争取、忍让的开放心态。某些眼光远大者，在策略上暂时、局部和必要的妥协，也被一律斥为“卖国”。更多的利用、盲目、迷狂、悲烈和无可奈何，影响了后人不能站在历史风云时局中，正确辨识真实的历史。这一场所谓反帝爱国的运动，并不具备严格意义的革命性质，而列强迫使清廷以每一个中国人赔壹两白银的威逼，成为晚清史上最大的一次悲屈和耻辱。拳民们被逼后的激烈反抗，被当权者、主战者们不辨时势、推波助澜地利用、玩弄，成为了廉价的、不光明的御敌工具。当我重温这一场中国百姓、洋人和清廷的大博弈，不由感叹袁世凯、聂士成甚至光绪帝主张镇压义和团的长远考虑，也不由想起了徐用仪、许景澄、袁昶等人的清醒与冷静，在帝制和耕读文化的余晖中，不得不被覆灭，成为不能忘记的祭品。

　　《天朝的狂欢》鹤阑珊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版/25.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