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敏锐感觉到，出版新业态会有新的机会。但目前，怎么形成行业环境和秩序，以及行业运作规则，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内容创造者和传播者、技术提供商他们的利益关系怎么协调等。作为内容产业，纸介质相当一部分内容会以数字方式呈现，行业的保护很需要去研究和关注。比如，现在30块钱一本书，4元钱的纸张成本，2元的印刷费用，版税3元，出版机构要形成可持续发展利润，应拿回50%以上定价总金额；如果按照网站的分成模式，数字版只卖5元钱一本，虽然读者受益，但这个行业就是不可持续的。

　　“对数字运营商来说，最后还是得回到内容”。聂震宁认为，iPad有它的收益模式，包括Kindle等也是一样，它们需要平衡产业链上各个环节的利益，安排不好，技术提供商也拿不到内容。现在国内很多网站实际拿不到好资源，大部分还掌握在出版社手中，最重要的就是交易规则没有确立。“必要的时候，国内的出版企业可以形成像企鹅针对亚马逊形成的6家出版机构的联盟，由出版社来决定定价，我的书内容非常好，定价自然我说了算。当然，我们不可否认，会有人直接跨过出版机构来出书，但并不是所有的平台都能如此运作，书业不会只有一个亚马逊，也不会是一个新浪和百度，数字化的编辑方式也会有各种特点，书店直接做书也可以。总之，要形成产业链，各个环节协同起来才能形成一个新兴业态”。

　　2018年或将迎来数字出版分水岭

　　全国政协委员、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是iPad迷，两会闲暇时间，他会用iPad读书看报，是十足的潮流分子。他坦言，iPad确实给他带来不同于国内某些电子书的体验。他觉得，如果不考虑受众群体的消费需求和习惯，硬性地将多媒体、超媒体、网络教材、游戏等交互性强的产品转移到各类屏阅读器上，就会让用户的阅读体验不佳。因此，新媒体产品的内容分发一定要根据通道、载体以及最后消费终端受众的消费特征去决定。如何根据阅读终端去为用户量身订做内容，如何创新产品形态、提高阅读效率，是数字内容生产、出版、传播首先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对于“2018年将是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分水岭，数字出版所占市场份额将在这一年后全面超越传统出版”的说法，黄书元并不惊讶。但他认为，在变革的过程中，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自然而然地会逐渐显现出一种融合，在内容方面有着深厚积淀的传统出版社在数字出版方面也会表现出强有力的市场竞争力来。除了公益性出版外，出版作为商业运行模式存在，就会有其盈利的模式。新闻出版总署这几年一直在研究制定关于数字出版的行业标准，以及相关的法规和政策，在国家统一政策的指导下，数字出版也会像传统出版一样，多方面地显现出盈利点。

　　新业态需要集成考虑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赵昌平虽然平时不怎么上网、也几乎不使用电子设备阅读，但对于传统书销售日益下滑的趋势仍然了然于心。

　　他认为，数字出版新业态需要集成概念。内容的高度集成、技术对运营环境的高度支撑、运营模式的高度动态化。而这“三高”正是传统出版单位以一个出版社之力难以超越和解决的问题，因此，要想在数字出版领域有所作为并取得实质性的实效，就一定要从高端进入，即要从集团的层面上整体考虑，集约性地类聚整合资源，整体性地进入，而不宜从具体的出版实体进入，如果进入层次过低，则会导致资金的无效投入、资源的无效生产和使用。

　　从盘活古籍资源的角度说，分散在各地的出版资源无法聚合仍然是比较致命的问题。目前虽有商务印书馆工具书在线等资源平台成功先例，但分散在各省古籍类出版社的资源如何更多地体现出利用价值和传播价值，需要认真思考和解决以下问题：一是能不能满足特定读者的特定需求，二是如果能基本满足，但读者仍然不看，那问题出在哪里？是内容性不强，还是表现形式、阅读体验、营销模式，或是内容的分割和产品的功能不能满足读者需求？

　　印刷企业可以成为产业链整合者

　　全国政协委员、雅昌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万捷目前已经拥有上亿身家，并积极投身慈善事业，跟另外一个热衷于慈善事业的政协委员杨澜经常一起交流。他每年用于慈善事业的时间少说也有大半个月。但这些并不妨碍他在文化产业新业态上的探索劲头。

　　虽然他觉得，国内数字出版等新业态的环境还相当不成熟，内容质量、法律、标准等一系列问题摆在眼前。其中，比较致命的问题是，国内企业如IT公司，做硬件就仅仅只是埋头做硬件，缺乏对整个商业模式进行透彻的分析，无法将内容、知识产权、整个运营模式搭建起来。“像苹果公司的iPad，SONY公司，这些IT企业都在做产业链构建的工作。整个商业模式清晰明了，也许有些一时还看不出效果，但他的布局是有的。当然，这种布局需要实力，但仅有资金是不够的，国内也有实力强的IT企业像华为公司，他们都没深入考虑这些问题，包括联想集团，也只是在做硬件加工，他们对如何从‘内容’切入终端读者还没有系统的概念”。

　　万捷今后的战略构想来自于前不久的一次对日本印刷业的考察。在日本，数字出版最大的联盟体是由印刷企业担当的。这让他重新兴奋起来。目前，他在做的两个平台：书类艺术品创作平台，艺术书的制造平台都已经实现盈利。而此前雅昌一直致力的基于网络平台提供各种增值服务，由此开展印刷、互联网、数字资产管理、摄影、出版、高仿真复制品销售以及展览与策划等业务，为新业态的培育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保障。他认为，在新媒体上拼低价很容易，但想拼“贵”就很难，要让客户愿意为你提供的内容埋单，这点不容易。因此，不管怎么变化业态，为专业的细分市场服务，培养专业人才，使用专业技术与设备、研发、材料等必不可少，离开“专业”二字，企业很难纵深发展。

　　香港出版新业态与大陆遭遇一样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汉荣书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石汉基告诉记者，香港的出版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市场很小。大陆人口10多亿，每年出书品种30多万种。香港无论在市场、品种上都不能匹敌。香港是商业化程度很高的地区，比较现实。在互联网蓬勃之前，杂志与报业很发达，便利超商与书报摊陈列大量的日报、周刊、漫画，日报的份量奇厚无比，销售状况也不差，报纸附设大量的方块专栏与各式副刊，大量而及时的文章就是大多数港人日常的阅读来源。但近年，人们的阅读时间迅速被网络资讯挤占。加上香港的书店地租很高，对于书的品类和质量及畅销度要求极高，不畅销的书根本就没法上架或者几天就被撤下来。

　　数字出版对于香港出版商来说是不小的困难。因为实力有限，由传统的出版商来发展运营平台不太现实。可以说，香港的出版新业态的发展与大陆遭遇的瓶颈一样。石汉基表示，汉荣书局一直都是以教材经营为主，电子教材时代应该还没有这么快到来，而投入和产出比也一直是困扰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