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编辑“用人之道”、“选人之道”是什么？

　　和公式：对书挚爱，仅有热爱还远远不够。对出版工作需要的是激情，干出版的尤其是做产品研发、做市场推广的人，如果对你所从事的事业没有执着的追求、没有激情，你是干不好的。光有热情，你只能完成任务，做一个好员工，你做不了一个优秀的出版人。只有拥有激情，你才能做一个优秀的出版人。我现在用的几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选他们的第一个条件——是激情，挚爱图书，挚爱阅读，挚爱出版工作。

　　邹东涛：我们社已经建立起完善的用人制度，人力资源部也形成了一套选人用人的流程。首先，我们在招聘时要和应聘者谈话。之后我们会进行考试，考察《编辑手册》中的知识，也就是编辑工作的基本功。通过考试后，新编辑要进行实习。我们现在实行“导师制”，也就是由老编辑带领新人工作、传授业务知识的制度。刚入职的编辑没有发稿权，有发稿权的编辑会带着他们。经过一段时间，新编辑编审了一定数量的图书并且经过考察合格后，我们会同意他有一审发稿权。当在一审岗位工作一段时间后，经一定程序考察合格，再授予二审发稿权。当然，“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是一个总体的指导思想。

　　王为松：四个字：热爱、责任。但是，同样是好编辑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专业眼光，对选题有钻研，有思考，从作者的确定、版本的推敲、内容的完善、版式的斟酌、封面的设计，他都有细致的了解与独到的想法，他喜欢看书，能写文章，了解书业动态，凡是与他聊过天的作者都对他的编辑素养给予赞许与肯定，但是他对出版流程管理和自身专业兴趣以外的事情关注度不高，这样的编辑可以让他专心做好书。一种是除了做书，还善于交往，长于营销，考虑问题周密，具有协调能力，他知道要做好一件事，首先要使这件事能够做成。这两种人都是好编辑，没有对书业的热爱与责任，都做不到这两点。

　　张镇：我经常通俗地说，可用之人有三种：有思想、有主意、有点子、有办法的人绝对是可用之人；办事认真、忠诚可靠、勤奋敬业、踏实肯干的人也是可用之人；上述两个方面都具备的人是最优秀的人才。如果一个人既没有想法又不肯做事，那么就真的不知道这个人有什么用了。当然，用人以德为先是至关重要的。

　　尹奎友：选人要选敬业的人。至于用人，就得遵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原则。

　　刘瑞琳：打造团队，人品第一。

　　傅大伟：对于人，不能用同一把尺子衡量，对于图书编辑也是如此。领导要善于用人之长，避其所短，要把不同特长的人放在适合他（她）的位置上。

　　臧永清：一个出版社既需要有策划能力强的编辑，也需要有案头能力强的编辑。很多出版社将策划编辑和案头编辑分开。选择编辑，无论是策划编辑还是案头编辑，一个共同的前提是，他必须热爱出版这项工作。不热爱出版，他既做不好策划编辑，也做不好案头编辑。

　　刘锋：要善于挖掘和释放每一个人的潜力；要特别关注那些不仅善于从书本更善于从工作实践中学习的新编辑，他们未来很可能是你必须依靠的20%的那一个群体中的一员。要关注他们的专业成长和业务发展，给他们更多锻炼、进修和培训的机会。

　　编辑拍板指数

　　关键词

　　允许试错、整体布局、没有“总编辑说了算”、该放手时就放手

　　听不少策划编辑经常发“牢骚”：做哪个选题，不做哪个，其实并不是他们说了算，最后大多都是由总编辑拍板说了算。换言之，策划编辑的决定权并不大，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和龑：我觉得各个出版社不一样。我的想法就是如果总编辑业务很强，非常内行，当然让总编辑帮你看一看，帮你把把关——这个没有什么不好。尤其对于年轻编辑可能收益更多一些。

　　当然，每个出版社肯定有每个出版社的管理办法，每个出版社有每个出版社的产品定位。只有总编辑和社长站在一个全社的角度上，站在一个高度上来把握全社产品的定位和产品板块的设计。所以我觉得全面地来讲呢，还是总编辑掌握的情况更多一些，他可能对全社选题的这个板块和那个板块的比重，这个板块和那个板块的平衡考虑得更全面一些。谁来拍板？当然最后拍板肯定是总编辑了。

　　邹东涛：我们出版社没有“总编辑说了算”的情况。在决定哪些书可以出、哪些不能出的时候，不是总编辑和其他领导个人说了算，而是有一套完善的审定制度。

　　王为松：这样的总编辑和策划编辑都不是好编辑。选题的决定权不在职位高的人手里。策划编辑的决定权是自己打出来的，不是总编放出来的。总编辑的工作就是要鼓励好的编辑自己拍板定选题。我跟青年编辑说，只要你坚持想做的选题，我都赞同，而且允许你试错，但是你首先要来说服我。为什么不可以呢，老编辑都有看走眼的时候，何况新来的编辑。如果我说不同意做，青年编辑都不来申辩，说明他对这个选题没信心、不了解、无所谓。总编辑不可能什么都懂，但他首先要会判断，知道什么样的编辑是可以信任的，什么样的选题是值得做的。选题的开发，要有战略布局，不能一个人今天做文学，明天做养生，后天做教辅，这样的编辑根本就不可能是好编辑。

　　张镇：这种现象确实存在，但在中央出版单位并不十分突出，这些出版单位大都采用集体讨论、民主决策的办法来确定选题。我想，这个问题一方面取决于一个出版单位的管理规程和决策机制，另一方面也取决于出版单位老总和策划编辑对选题的把握水平和能力。事情总是一分为二的，老总要在选题取舍上把握方向、掌控大局，与此同时，仅靠一两个老总又很难做到面面俱到、事事皆通。图书选题策划是一种灵感和创意发挥重要作用的工作，比较理想的情况是，总编辑多用一些精力把握方向、战略、规划，控制重大、关键性选题，而在规划范围内的一般性选题的取舍，则应充分发挥策划编辑的主观能动性。

　　尹奎友：在有的出版社存在这种现象是正常的。如果一个策划编辑策划的选题游离于出版社的定位之外，或者这个选题的市场前景堪忧，总编辑作为最高业务领导，当然有权不许它通过。

　　刘瑞琳：企业当然应该是老板说了算，但好老板都知道如何倾听意见，如何让真正有创意的人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从出版社角度来说，如果只追求经济效益，往往容易做到尽量放权给编辑，但如果想打造品牌，做出气质，赋予出版更多的文化理想，就要有更多的整体布局和考虑，这往往是总编辑带领大家集体决策的结果，也是形成出版共识和企业文化的过程。如果一个策划编辑提出的选题总是通不过，那这个编辑就要考虑自己是否适合这个团队了。

　　傅大伟：一个出版社就如由多匹马拉的一辆车一样，如果一匹马有一个方向，即使每一匹马用再大的力气，车可能还会原地不动。一个出版社的出书方向、出书重点、在每一个细分市场的努力目标，是要由社里的领导来确定、来规划的。图书编辑要按照社里的统一规划，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形成合力，出版社的整体出书方略才能得到体现，才能在图书市场上形成自己的声音。否则，编辑各干各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久而久之，这个出版社恐怕很难立得住。因此，把握图书的政治方向、内容质量，本来就是社领导不可推卸的责任。

　　臧永清：策划编辑和总编辑在出版社所处位置不同，这决定了他们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不同。总编辑在意的不只是一部作品的市场性，还要考虑它的社会影响，它与社里的产品线的关系等问题。单看一部作品很好，放到出版社总的出书框架里可能就有问题。于是，总编辑可能就选择放弃。在出版社里，总编辑拍选题是理所应当的事。谁承担的责任更大？当然是总编辑，责任大，权力就应该大——这是合理的。

　　刘锋：这应该不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如果策划编辑做的选题立项书或策划方案足够好，有足够的说服力，总编辑是不会轻易否定的。选题的最终决策权，无疑应该在出资人的手里；除非另有经济上的约定，策划编辑不应具有选题最终决策权。因此，策划编辑要不断提高策划能力，如果能做到只要是你提出的选题，市场证明大多总能成功，总编辑总会同意立项，你就是具有品牌价值的策划人了。当然，作为总编辑（包括副总编辑），要善于、乐于帮助策划编辑提高潜在好选题的策划方案，其实这也是总编辑的职责。

　　从你自身的出版社来说，你认为自己在选题方面决断或拍板占的份额（以百分比计算）有多少？这样做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和龑：大概80%以上。

　　邹东涛：我们进行图书立项工作，需要开会，实行民主制度。我们社成立了专门的“编辑委员会”负责这项工作。因此，作为总编辑，我没有决断或者拍板的权力。

　　王为松：只要你能说服我，我就同意。所以好的选题一定是大家共同拍板的。

　　张镇：在选题决策上，我们一直坚持召开选题会议集体讨论形成意见的做法。在具体操作上，领导对选题当然有最终签字或否决的权力，但是，必须承认，这些决策体现的是委员会成员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实际上，一种具体的管理方式没有绝对的对与错，符合本单位实际情况、能够发挥出应有效能的方式和方法就是好的。

　　尹奎友：最多占到15%吧。山东画报出版社自成立以来，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图文本社科类图书出版商的出版定位，也培养了一批懂策划的编辑，我尊重他们在选题策划上所作的努力，更尊重编委会的意见。但在重大选题的立项上，当意见不一致时，我要充分考虑出版社的利益，行使一个总编辑的决策权。

　　刘瑞琳：仅就北京贝贝特公司策划的选题来说，我最终拍板的选题，从七八年前的100%，到今天已经降到50%以下，我希望将来能降到20%。因为团队在成熟，该放手时就放手。但目前重点选题一般还是要经我定夺。

　　傅大伟：我们社目前一直在实行由下至上的选题论证制度，最后还要向集团汇报选题的制定情况。因此选题的确定不是由某个人简单地拍脑瓜做决定的。选题的论证一是从内容上进行论证，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两个效益的原则，第三是看我们销售部门有没有信心把这本书卖出去，能卖多少，甚至要把预计的各片区发货数量摆出来。最后由社领导集体确定选题。对于那些市场前景不确定，但是社会效益突出的图书，在这个论证的过程中也不会被埋没。那些市场前景没把握，社会效益也不突出的选题，当然就会被大量淘汰的。

　　臧永清：在我所供职的现代出版社，我是选题的最终决定者。总是得有人主事。特别是选题，它关乎出版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哪能谁都来拍板？这么说，好像把我和编辑们放到了对立面，其实不然，在绝大多数的时候，我们的判断是一致的。大家都同意，我只是一个最终决定者。

　　刘锋：译林出版社在这方面可能有点特殊。过去很长一个时期，选题都是由社委会和极少数资深中层提出并确定的。这样做的好处是，效率高，质量相应也高。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委会意识到必须不断培养编辑的选题策划能力。大约从2004年开始，要求每个编辑每年至少策划一个自选选题，在此基础上渐渐形成了编辑和营销部门共同参与论证，社委会最终决策的选题决策机制。后来发现这一机制机会成本过高、决策效率偏低，就改成除重大选题外，常规选题由分管领导结合编辑部门和营销部门意见最终决策。

　　角色转换

　　关键词

　　融通、创意碰撞、理念交锋、合二为一

　　作为一个出版社的总编辑，或许需要不断地在“图书策划编辑”和“职业经理人”之间转换角色，你是如何处理这两个角色的？

　　和公式：其实我觉得不存在角色转换，而是一个角色的和合，这里所以用“和合”这个概念，就是强调这两个角色集中于总编辑一身的和谐与融通。作为总编辑，你必须要有职业经理人的素质。所以我对你们这个选题的设置非常赞成。今天的总编辑必须同时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邹东涛：出版社市场化改革后，业务越来越受到市场的影响。怎么走市场，关系到出版社工作的大局。图书发行的市场竞非常激烈，这是策划编辑和职业经理人都必须考虑的。作为策划编辑，要重点考虑图书的市场营销，前提就是要保证图书的质量。而作为职业经理人，就要从大处着眼，订立完善的制度，动员全社的力量，组织全体员工都来参与到发行工作中。发行是个“人民战争”，我们的发行部门是专职做发行；其他部门的员工，凡是对我们的发行做出贡献的，也都有奖励。从制度层面上，要保证全社都来关注发行。

　　王为松：要转换吗？我没觉得要转换。编辑也好，经理人也罢，都是需要与人打交道的。“图书策划编辑”本身就是一项管理工作，他要与作者、装帧设计、印刷、市场推广、发行、销售、书店、媒体各个环节的人打交道，他本身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

　　张镇：个人怎样在其中分配力量，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我认为，有利于出版事业发展、有利于出版企业发展的探索都是很有意义的。

　　尹奎友：在社里，我要求我们的编辑们要进行全程策划，“市场调研——选题策划——物色作者——编辑加工——书籍设计——排版印刷——市场营销”，每一个环节都要参与其中。对编辑是这么要求的，对我自己更是这么要求的。所以，我并没有在“图书策划编辑”和“职业经理人”这两种角色之间进行转化的深切感受。

　　刘瑞琳：从来都相信能够做到“用最好的书赢得市场”，这两个身份在此合二为一，没有转换的问题。

　　傅大伟：其实出版社的总编辑本来就是集图书编辑与管理于一身的角色，其工作内涵便包含了这两个要素。出版社的图书编辑作为项目经理人就是要策划项目并组织实施，而出版社的领导眼里不仅要有每一个项目这棵“树”，还要有所有的项目集合而成的这片“林”。

　　臧永清：作为图书策划编辑，我应有的是激情四溢、天马行空的工作状态，而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应有的则是用各种规定来管理编辑，用缜密的思维去经营选题。我每天都在这两个角色间跳来跳去，我也不知道是如何转换的，遇到不同的事情，自然就转换了。

　　刘锋：这个问题非常好，提出了总编辑的理想职能定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起到重新定义总编辑的作用。总编辑应该是精通图书策划编辑业务的职业出版经理人，也就是国外所谓的“出版人”。回到我本人。近些年间，因译林社拥有选题策划能力比较强的编辑部门，作为总编辑，就策划功能而言，我只负责一些维护品牌或配合特定需要的选题策划，如“走出去”的《符号中国》和“符号江苏”系列，以及《人类文明史》等，再就是关注产品线的维护。至于“策划”功能，我更多地将之融合到发稿例会的讨论之中，当然要站在统筹的角度做出决定，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职业经理人”角度吧。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创意碰撞、理念交锋的集体“出版策划”过程。我觉得不是转换，而是融合。总编辑岗位的最大魅力，也在于此。

　　个性标识

　　关键词

　　符号、出版人、总编辑、“书传家”、散步、打球、爬山、阅读、健身

　　如果用“出版人”、“商人”、“创意人”、“文化传承人”……这一系列符号中的一个或几个来定义你自己，你更喜欢哪些？为什么？

　　和公式：我自己的职业追求还是“出版人”，我自己本身也确实是按照怎样做好一个出版人来要求自己的。“商人”、“文化传承人”等都略显单薄，比较起来“出版人”是个更宏观、更丰满的一个概念。

　　邹东涛：那要看怎么界定。如果从出版社这个单位来界定，我不是“出版人”，一家出版社只能有一个出版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出版人”是法人代表谢寿光，他主持这个单位的工作已经14年了。我社的出版物版权页上明确标记“出版人谢寿光”。我也不是“商人”，“创意人”和“文化传承人”还说得过去，我的所有阅历，包括出版社的阅历，都与一个“书”字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我的祖上是“商书传家”，在我这一代把“商”丢了，唯剩下“书”。

　　王为松：出版人。其实更合适的是“编辑”。叶至善出过一本书，书名就叫《我是编辑》，我很喜欢。叶灵凤还造出一个词叫“爱书人”，说别人可以，用来说自己总觉不习惯。

　　张镇：“出版人”应该是一种客观的描述，它既体现了行业的属性，也表达了职业的特征，不用去做任何好恶的选择，这就是对我们这群人的一种白描。

　　尹奎友：如果在这几个符号中选择一个来定义自己，我选“出版人”。虽然在我们的图书中有创意，图书作为一种产品拥有商品属性，但这些属性都是出版行为所赋予的，作为从事出版的人，最直接的身份当然就是“出版人”啦！当然，作为一个出版人，理应有文化的担当，传承文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刘瑞琳：就是出版人吧。其他的都不像。

　　傅大伟：我更倾向于“出版人”这个符号，因为它比较中性。其他的符号要么不确切，要么太狭义，并不适合我们实际上所从事的这个职业。

　　臧永清：我喜欢用“出版人”来定义自己，“出版人”这时变成了“从事出版工作的人”。其他几个词的词义都不能准确描述我所从事的工作。出版人不完全是商人，也不完全是创意人，“文化传承人”可以指很多行业，不专指从事出版工作的人。

　　刘锋：“出版人”。在我心目中，一名合格的出版人是这一系列符号的集合体。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今，无论身处何种意识形态环境，没有“经商”的意识，没有“创意”的激情和能力，没有“传承文化”的理想，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出版人。我要向那些我敬仰的中外杰出出版人学习，努力成为一个不错的“出版人”。

　　除了做出版，你平时还有哪些爱好？

　　和公式：我平时喜欢散步、打球、爬山。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阅读。我生活里最多的时间也是阅读。当然，我的工作需要我天天看稿。我现在订的报纸杂志有十几种——我每天都会浏览一下的。除此，我还喜欢听戏、昆曲。

　　邹东涛：一个人的爱好和自己的工作经历有关系。我过去做过单位的负责人，除此之外我有两个角色，一是做教育，我做教师到现在已经整整35年了，期间我调动过工作，但一直在带学生。此外，我是个思想者、研究者，长期研究国家改革开放发展问题。搞教育、搞研究，都是我生活中很重要的内容。平时的爱好主要是旅游，走到任何地方，都要写一些诗词。另外，我也喜欢软笔书法。

　　王为松：除了上班，每天一定会做的事情有两件：喝绿茶，看书看报看杂志。这算是出版以外的爱好吗？经常会做的事情是在微博上秀一下自己午饭后在福州路书店新买的书，刚收到朋友寄来的书，出版社刚出版的样书。也喜欢看美剧。给儿子讲他百听不厌的《三国演义》、《七侠五义》，这不能算爱好了，主要是义务，但我也乐意讲，每次讲都可以有不同的发挥。

　　张镇：正如这一职业自身的特点，我的爱好也可以说比较宽泛，有时间的时候，我喜欢球类运动，喜欢看看体育比赛，喜欢听听音乐，喜欢读读历史题材的图书，喜欢旅游散步，也喜欢同朋友相聚小酌。尽管没有哪一样算得上精通，但我还是依然坚持，这既是一个人身心健康的需要，也是生活本身所应有之意。

　　尹奎友：自己的爱好比较广泛，书法、绘画、音乐、文物、武术，都是自己喜欢看看、听听、练练的，但现在也仅限于看看了，感觉除了出版，好像就没时间再从事这些爱好了。

　　刘瑞琳：爱瑜珈，爱逛街，也爱逛菜市场。“我是凡客”，哈哈哈……

　　傅大伟：个人的业余爱好并无典型性可言，除了读书，偶尔也听听古典音乐，有时还偷闲做一点自己喜欢的翻译。

　　臧永清：除了做出版，我还有很多爱好。比如打球。我会打的是乒乓球和台球，非常大众。还愿意看看书，写点文章。还有就是给朋友们打电话，叙叙旧、吹吹牛。

　　刘锋：很惭愧，我可能是一个无趣之人，几乎没什么爱好，除了散步、闲暇时看看书；读到特别喜欢的诗，也会译一译。对诗，应该算我的爱好；我喜欢在风景里散步，尤其享受每天上下班那两段半小时的步行，因为穿行在玄武湖“杉林氧吧”的水杉林间，既是健身运动，更是健心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