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杏仁树下的圣母玛利亚》的情节，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才子佳人故事，是对中国传统的才子佳人模式小说的一次大逆袭。

　　在东方的语境下，才子常得匹马落魄，被清丽绝俗的佳人拣回家，就此郎情妾意，在扶携帮衬里酿出了感情。然后男人又冲着新的富贵或美色，当了陈世美；或者是两人一见倾心誓约白头，比翼鸟飞到一半，被棒打鸳鸯打落尘埃，幸遇清官大老爷成就姻缘。不管故事情节怎么进展，反正从人物形象上来说，相对于西方的“优雅贵妇——英俊骑士”模式，中国读者更加熟悉的是“深闺淑女——文雅书生”。传统才子做过的最出格的勾当，也就是翻翻花园的围墙或者点点秋香。

　　而在《杏仁树下的圣母玛利亚》中，男主人公贝纳迪尔·卢伊尼是一个卡萨诺瓦式的人物，吞吐女色，尽享欢愉。作为达·芬奇的弟子，作者甚至暗示他和蒙娜丽莎的情人关系——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最能勾引女人的不是漂亮男人，而是“有过漂亮女人的男人”，和蒙娜丽莎都搭上关系了，其资历厚实可知。在历史上对贝纳迪尔·卢伊尼的记录语焉不详，这也给了作者极大的发挥空间，得以塑造一个典型的文艺复兴艺术家的形象：技艺精湛、充满活力、不信上帝、四处留情，但是末了，他居然浪子回头了！

　　在 Amazon.com 上，一个读者愤怒地留下自己的读后感：“情节毫无悬念可言，早在几条街之外我就知道结局了！”这种评价其实是有失公允的，“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完美结局不应该成为一部作品被指摘的理由。就好像在任何电影的结尾，当大反派把007、蜘蛛侠、超人等等踩在脚下狂笑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永远都要反戈一击让电影获得一个光明的尾巴。换句话说：悲剧并不比喜剧高尚，决定一个故事的并非其结局是否皆大欢喜。

　　历史小说很难写好，困难并不在于细致地描摹历史回溯过去，用各种历史细节来让读者身临其境，用其时其地的逻辑推动情节发展——事实上，一个牛津大学的历史学位并不能保证写出好看的故事来，一个勤奋的作者能通过阅读来弥补这一缺陷。在这个商业化的阅读市场上，真正的困难却在于，如何让小说的主人公在第一时间吸引那些势利的读者。帝王将相是最好的选择，“戏说”是操任何语言的读者都喜闻乐见的，这一点从莎士比亚到丹·布朗都屡试不爽。但是风险也显而易见：宫闱秘史已经被历代作者嚼了无数遍，给新一代作者留下的可操作空间并不多了。即使是中国的家庭主妇，也早已对四阿哥八阿哥们了如指掌，对刘罗锅和中堂互相掐了几年都如数家珍，并由此对绵延十余年的清宫剧终于产生了审美疲劳。所以对玛丽娜·菲欧拉托这样一个初出茅庐的女性作者而言，添加复古风情与蒂萨诺（DISARONNO）杏仁酒香的爱情故事，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这好比大家天天吃“御贡粉摊的面饼”，迟早也会腻；但只要洒些香料，念叨出一串风流往事来，群众们还是吃这套的。

　　小说成功地描绘了文艺复兴时期伦巴第地区的风土世情，世俗的欢愉、宗教的戒律、民众的狭隘残忍、教会的虚妄固执——当然这也算是意大利文学的一个传统：早在《十日谈》里，就有大堆情色故事，举着人性大旗，嘲笑修道士们。似乎谈恋爱还顺便反了封建专制，美男们不只是大众情人，还是思想解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