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市场中除了法律法规与法律学科教材教辅等，还存在着丰富的法律文化书，并吸引着相当数量的读者：与法律相关的文化史、社会学；法律与史学、哲学、政治学的交叉学科；法制文学；大法官传记；冯象、苏力等学者的法学随笔等等。无论是从普法角度，还是通识教育的角度，法律文化书都是图书市场值得注目的领域。

　　法律文化书不乏畅销潜质

　　北京大学出版社燕大元照法律图书事业部主任曾健谈到，“从产业角度来讲，专业出版与大众出版之间的分化在加剧，一部分专业图书会越来越集中于专业群体的内部来传播，它的阅读门槛很高，非专业的读者很难进入，也不感兴趣。对于专业出版者来说，既是进入门槛的保护，却也存在自我封闭的缺陷，特别是纸质图书的销量呈现下滑的态势，仅仅依靠专业群体，难以保证图书的销量与影响力。”而北大社的法律文化书还是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他透露，“《批评官员的尺度》销量最好，目前销售7万册；冯象的《木腿正义》目前第9印，接近4万册，今年出版了增订版，也达到1.5万册；龚祥瑞的自传《盲人奥里翁》销量1.2万册；苏力的《走不出的风景》和《制度是如何形成的》销量均接近2万册；其余书的销量也基本都能达到7000～8000册。”

　　“法律出版社从2004年开始从《寻找法律的印迹》首次涉足法律文化书，到现在七八年的时间，无论从品种还是内容，都有了极大的提高。”该社市场研发部主任吴剑虹如是说。她介绍说，“法律文化书存在一个相对有形也可以无形的读者群。说它有形，是指广大的法律专业群体；说它无形，是因为法律文化书具有普及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的内在特点，相比专业图书通俗易读，很有成为文化类畅销产品的潜质，我社的《寻找法律的印迹》现已做到第3版，累计销量达6万册，相信不仅仅是法律人士所贡献。细分市场之间是有差距的，宪政类、法律史和司法制度类产品一直有比较好的市场反映，但法律文化类产品，个性化表现对产品的影响更直接。”

　　“近年来，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同青年作家吴蔚合作出版了‘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系列，包括《鱼玄机》、《韩熙载夜宴》、《孔雀胆》、《大唐游侠》、《璇玑图》等。”该社法律室副主任逯卫光介绍说，“当初，我们是看好吴蔚的文笔和选题，并且具有潜在的影视资源创作基础。最近，为提升法律文化的出版品牌，我们又同中国法学会法制文学研究会合作出版了第二届及第三届法制文学原创作品获奖书系，譬如蔚小建的《刀走偏锋》、丁伯慧的《跑马镇情人》、葛辉的《黑帮白道》、刘骧的《老警》、洪顺利的《第一现场》、冯锐的《胭脂脸》等，为读者展示了执法与违法的博弈、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剖析触及到人性的最深处。”

　　“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传记译丛”则是中国法制出版社业已形成优势的法律文化书，譬如《大法官是这样炼成的：哈里·布莱克门的最高法院之旅》、《最高法院的“喜剧之王”：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传》、《最高法院的“掌舵人”：威廉·伦奎斯特首席大法官传》等。该社策划编辑李小草介绍，“受欧美律政剧的影响，读者对美国最高法院题材及美国司法政治类的作品兴趣升温，而案例和传记是适合轻松阅读以了解美国司法文化的图书。美国出版界近两年也出版了大量大法官传记，1970年代美国开始派驻记者进入最高法院进行长期深度报道，经过这些年的磨砺，其可读性也远远超出以往著作。”

　　人民法院出版社发行中心副主任姜峤告诉记者，“法院社以法律实务书为主，法律文化书所占的比例较小，但近几年出版了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判史》、《中国司法制度史》、《法律文化散论》、《中华法律文化探源》等作品”。他坦言，“大多数法律文化类图书对于出版社利润贡献率确实不高，但对于提升出版社品牌却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这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一定时期内坚持不懈，形成规模，才能凸显社会效益和品牌效益。”中国检察出版社第三编辑室副主任李健也透露，“我们正翻译出版联合国193个成员国的现行宪法文本。即是出于对法律文化的考量，这里的宪法文化是一种综合的现象，体现在文本中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等因素也是综合的、立体的、多样的。”

　　公共出版别忽视枝节问题

　　当记者问及法律文化书的市场前景时，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田鹤说，“严肃刻板的法学书籍很难在更广泛的层面上取得读者的共鸣，法学教科书和法律条文所教授的法学理论和条文只是法学范畴中最浅显的技术性问题，法学学习的精髓则是法学的精神和理念，这就需要读者阅读各种各样的法律文化书籍来充实法学内在的东西，这是读者对这类书籍的需求体现。但是，出版社向市场提供什么样的书籍也有着引导读者阅读取向的作用。普法教育，最难也最关键的是普及法治思想和理念，而法律文化书籍以多变的形式——法学随笔、对话、传记、游记等等承担着这一责任，目的只有一个：全民阅读，才能期待法律文化和理念的普及，这也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作为法治文化传播者的社会责任。”曾健补充道，“对于我们从事法律出版的人来说，如何能把法律这样专业的内容，打造成能够进入公共领域的阅读物，是值得努力的方向。我从三年前开始筹划和实施这个思路，我自己将其命名为法律公共阅读，这几年在这个思路下策划和编辑出版了一些图书，比如《批评官员的尺度》、《盲人奥里翁》等，社会评价比较好，销量也优于一般的法律专业书。今年我还专门成立了法律与公共阅读图书策划中心，准备在这条路子上继续潜心走下去。”

　　也有不少受访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该细分市场是虚火还是真热有待考量。人民法院出版社总编室主任范春雪就表示“法律文化书市场前景并不明朗”。她分析说，“从读者角度来看，阅读法律文化书，需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较高的法律知识水平、关注法律发展进程。接受法律教育的人群，在接受高等教育的人群中属于少数，研究法律文化的人群更是少数，读者群较小；从社会角度而言，我国的法治发展历史、法律研究历史、法律文化发展历史并不长，关注度较小。”

　　虽然现阶段的法律文化书取得了一定的口碑与成绩，却仍有值得提升和改良的地方。吴剑虹指出，“以法律社为例，感觉编辑策划力还不够。表现在产品上就是比较散，一些很出色的产品没有后续跟上，对希望系统了解法律知识、培养法律素养的读者是个缺憾；从出版社角度讲，形不成系统性和规模化，编辑开发一个产品所耗费的时间、精力难以得到好的回报，不能真正形成好的良性循环。”她还强调，“谈到产品，不能不说说作者资源。以法律社这样一个专业作者资源丰富的专业社，编辑在寻找作者时，仍时时感到没有合适人选，这确实是困扰编辑的一个重要问题，而且短时间内也不会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出版社现在应该两条腿走路：引进和培养。事实上，上述谈到市场表现好、得到读者认同的产品，很多都是引进版，在目前状况下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同时，国内中青年法学从业者的发现和培养，应该列入出版社的工作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