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很早之前就发现，一个读者喜欢一本书，读完之后常常还想通过同类或者相关图书进行延伸阅读。最早弄清楚这一点，应该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那时候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正当其时，而小说主人公渡边提到了这么一句话：“常惯性地从书架中抽出《了不起的盖茨比》，信手翻开一页,读上一段，一次都没让我失望过，没有一页使人兴味索然。何等妙不可言的杰作。”于是，若干《了不起的盖茨比》书迷迅速产生。

　　读者的阅读习惯就是编辑的策划方向。而我这次策划出版的“反乌托邦三部曲”事实上和村上春树也还有那么一点关系。如果没有村上春树的《1Q84》，“反乌托邦三部曲”当中最为旗帜鲜明的《1984》现在也仍然在图书馆中束之高阁。但是谁让村上春树毫不避讳地首先声明“谨以此书向奥威尔的《1984》致敬呢”？

　　于是，这一次又轮到《1984》立刻走红。但是，这也是三四年前甚至更早一些时间的事情了。如果现在让我重版《1984》，我还真没有这样的勇气，毕竟市场上至少已经有十几个版本，而且颇有几个权威版本。而就在这样“无望”之中，对读者延伸阅读需求的了解，让我看到了希望的光火。

　　《1984》是反乌托邦小说的代表作，但是并不是唯一的代表作。奥威尔的《1984》出版于1948年，而扎米亚金的《我们》出版于1924年，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出版于1932年，后面二者出版更早，且《我们》还号称是“反乌托邦小说的开山之作”。这三本小说并称“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国内很多人对于这个概念的了解，一般是源自于王小波的话：“这本书（《1984》）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扎米亚金的《我们》并称反乌托邦三部曲，但是对我来说，它已经不是乌托邦，而是历史了。”

　　出版“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的计划一旦确立，紧接着就要明确三本著作的用力轻重——如果三本书同样发力，开始可能就意味着失败。后面这个步骤才是整个出版计划的点睛之作：一旦出版，首推的图书并不是众人皆知的《1984》，而是《美丽新世界》。原因也很简单：首先，赫胥黎1963年离世，他的所有作品在2013年进入公版期。基于同样的原因，这本书之前的版本必定非常少，因而更加有可为。另一个原因则在于，我个人认为《美丽新世界》的价值和意义其实是在《1984》之上，其中关于主人公和总统先生的一段对话，已经远远走出了政治制度的限制，进入到哲学和艺术，以及人性的最终发展。这倒让人不由想到赫胥黎不愧是生物学家T.赫胥黎的孙子，他在进化论上比他的祖父更向前走了一大步。

　　于是，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的出版雏形已经搭建成功：以乔治·奥威尔的《1984》为旗舰产品——借助于它的众所周知的广大影响力；以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为主打产品——看好它的市场挖潜能力；以扎米亚金的《我们》为附加产品，完成“反乌托邦小说三部曲”的最后一个环节。

　　前期的策划做得充分，后面的市场反馈也就水到渠成。该三部曲在2013年底出版之后，其套装销售超1万套，重点推介的《美丽新世界》单行本销量近3万册，《1984》和《我们》的单行本销量大约在1.5万册左右。对于三本公共版权期的著作来说，这样的成绩算不上好，但是至少也应该算作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