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发旺

　　2001年，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李文实先生亲为结集的《西陲古地与羌藏文化》一书。这是李文实先生生前出版的第一部史学专著。

　　书分“古地之部”和“民族文化之部”两部分，“古地之部”为青藏历史地理的考释，“民族文化之部”以历史上生息在青藏高原的各民族之源流、融合演进为主要内容。由此，学界得以概知文实先生治学之大端。即，青藏历史地理之考释以羌藏一体为说，循以“名从主人”的原则，兼以确实的古地音义的训诂，使流传至今而原义未彰的青藏古地名焕然得实，让读者耳目一新之际深获启发。如“敦煌”名义的考实，《禹贡》所书“织皮昆仑析支渠搜及三危地理”的考实，又如“黄河九曲”地名的新考等等，即为显例。用文实先生的话来说，“《禹贡》雍、凉地名，多名从主人，而后世注家，多未晓其义，概以汉义为解，殊未得实”。这是一代史学名宿卓尔有识的创论，深契古人“史家三长”之义。“民族文化之部”在研究古羌流布、藏族源流、土族发端、吐谷浑兴衰等民族历史的基础上，作者至为着意的是，青藏高原自古就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的重要舞台，自古就是华夏文明的渊薮。

　　以上，我们也仅知李文实先生在青藏史地考释和青藏民族研究方面的重要成就。至于文实先生师承中国近代史学重要流派古史辨派的开创者顾颉刚先生，并出入堂奥，得其精义而施于青藏历史具体问题研究的理路和门径，非读这部《李文实手稿》而不得其详，尤其是该书之第六辑、第七辑和李文实先生与顾颉刚等前辈之书信往还。

　　虽然青藏史地的考释和青藏民族的研究是李文实先生毕生学术最为显著、创获最丰的地方，但这也只是吉光片羽，读者远未窥全豹。这部九卷本的《李文实手稿》穷搜作者生前遗稿，编者诸君倾数年之功，细为排比编次，终成洋洋大观，第一次以几为全貌的形式将文实先生毕生治学成果呈现于世人，不致庋藏尘封，遗沉珠坠简之憾。在文实先生120诞辰之际出版该书，既慰先生于地下，又启后学于今日，值得称贺致敬。

　　通览九辑《手稿》，我们可概知文实先生治学范围、路径、旨趣乃至其总体之风貌。

　　首先是其兼涉文史的宽阔路径。20世纪80年代，李文实先生执教青海民院，在研治青藏史地、民族历史的同时，为中文系系统开设古典文学的讲学，并留下了诸多古典文学的讲义，如“诗经与楚辞”“魏晋文学”“六朝辞赋”“唐宋文学”等。这些讲义的写成本身就是对中国古典文学流变兴替的深入探究，尤其对《文心雕龙》《诗品》等古典文艺理论的研读和精深把握，并将之准诸历代文学流变的脉络和时代特征，对我们理解古典文学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

　　这些讲义的写成，凸显了文实先生在治史之余对古典文学的深厚用心和博雅旨趣，也显示了其文史互补并能互证的综括能力。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成的《〈木兰诗〉时代杂考》一文尤能反映这一特点。将汉魏文学的渊源流变、诗体风格、音韵特点与诗中唯一能得实的“尚书郎”职事考证结合起来，详为论证，得出了《木兰诗》的写成年代在北朝时期，是北朝民歌升格为乐府作品的信实结论，从而驳正了时贤认为《木兰诗》作于南朝萧梁或隋唐的观点。

　　其次是由博返约的治学理路。从《手稿》可以看出，文实先生早年致力通史的研习，留下了有关中国通史的系列讲义，以及大量的学习笔记。尤其在明清史研究上成果显著，撰有《湘军将领李续宾》《〈湘军记〉与〈湘军志〉》《义和团运动》等文章。正是早期通史的研习打下的厚实广博的学术基础，为文实先生晚年从容转身由博返约，专攻青藏史地的考释和青藏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便利，而且新解迭出，常能发前人所未发。

　　再次，观照现实，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是文实先生鲜明又可贵的学术品格。清人顾炎武力主学以致用，甚至倡言学术无关政治经济，则为无谓之学。这是中国学术的宝贵传统，也在文实先生这里得到了极好的继承和实践。他在20世纪40年代撰成的《义和团运动》一稿中，不仅精当地梳理了义和团运动的发源、经过，而且以不虚美不隐恶的态度客观公允地评价了义和团运动的优劣长短，是非得失，特别是肯定了义和团不畏牺牲力御外侮的义勇精神。文实先生创为此文，系心之处恰在于通过反观这一历史运动，观照近代中国创深痛巨的民族命运，以及给后人的启思。

　　这种对家国命运的关切，集中地体现在文实先生有关青藏民族史、民族关系史及民族理论的诸多文章中，如《藏族源流与汉藏关系》《明清两代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以及不在《手稿》之中的“汉匈关系”“吐谷浑研究”等等。这些区域民族研究并非简单地还原史实，陈说旧事，而是寄托了文实先生的深切用心，非三家村私塾先生所能比拟。诚如《手稿》的“编者絮语”所谓：“足见作者以古证今，借古鉴今，让今人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演进由来，民族团结局面的来之不易，当为吾人倍加珍惜的拳拳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