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静
《夕拾朝花——我眼中的中国出版四十年》是光明日报高级记者庄建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出版行业报道文章的精选。四十年来，庄建以饱满的激情和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坚守出版报道领域。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出版界出现利润至上、文化迷失的现象时，庄建写下了一大批弘扬优秀出版文化的重磅文章，如《为了文化的尊严》《为了心中的文化坚守》《我们丢失了什么？》《学术著作出版：缘何“不差钱”却“差了学术”？》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庄建用心倾听编辑们的心声，以饱蘸深情的笔，写出了编辑们的酸甜苦辣。我作为一个常年工作在一线的编辑，与庄建的这些文章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我感觉，她的文章是商品经济大潮中的一股清流，她是优秀出版文化的守望者和护花人，是捍卫文化尊严的呐喊者。
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在《夕拾朝花》的代序中提到，庄建写过辞书界的“一老一新”，提到她写的专访《书海精卫鸟》。这把我一下子带回到30多年前编写《中国茶叶大辞典》的岁月，那是炼狱般的10年。《中国茶叶大辞典》是填补中国出版空白、学术空白的大型专科词典，但也是编辑难度高、制作周期长、经济收益慢的一个项目。作为一本300多万字的大型辞书，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版。所以别人一年出好几本书，而我好几年也出不了这一本书。尽管每天工作十五六个小时，昼夜失序地干，但还是被扣了工资、扣了奖金、扣了津贴，并要接受大家的“批评教育”。如果这时你还在谈什么“社会效益”，就等于在“以卵击石”。辞书界泰斗巢峰先生说，上海辞书出版社许多书都是经过10年、15年乃至20年才出来的精品，但是这个精品出版规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遵循起来竟是如此艰难！
在《书海精卫鸟》一文中，庄建用一组组数据勾勒出我们常年超负荷的工作状态：责任编辑5轮加工、作者5轮退改、各学科专家7轮通读、校对人员8次校对、文字专项检查25项、图片专项检查12项、查重、查交叉、三套索引的正查反查……全书做下来共1200道工序。每天用手工登记下来的那张“工艺流程图”已经由最初的一张A4纸拼接延展成为一张2米多长的大长纸页……在庄建笔下，文化坚守不是一句苍白的话语、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有激情、有热度、有画面感的一处处场景，一项项实干。
之后，我们又一部填补空白的大书《中国饮食文化史》（十卷本）进入了庄建的视野。可以说，这套大书代表了其时国内外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准，说其能改变中国饮食文化研究由国外学者占领制高点的局面并不为过。然而，出版经费却成为我们始终迈不过去的坎儿。20多年中，这个项目几上几下、屡遭挫折。我们跌跌撞撞奔走，筹措，可经费始终没有着落，无奈，项目只得下马，书稿转送给了他社。相守了10多年的孩子就这样“过继”给了别人，我陷入了无可解脱的痛苦之中。庄建以满怀同情与惋惜的笔触写出了我们的心声：“孩子过继之后，我们心中出现的竟然是感动之后的难过，是过继之后的难以割舍，是一步三回头的牵挂。他毕竟是我们已经看护了10多年的孩子。此时心中涌起的是对自己既无钱又无能的自责，是时时想赎回孩子的强烈愿望！”庄建以新闻记者特有的视角，以饱满的激情，讲述了《中国饮食文化史》的坎坷历程，写下了《为了心中的文化坚守》这一动人长篇。如大旱遇甘霖，国家出版基金设立了！它旨在扶助具有重要出版价值的原创精品力作。《中国饮食文化史》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我们“把孩子又赎了回来”，最终高质量出版。
庄建敏锐意识到，由于国家出版基金的设立，将会有更多的像《中国饮食文化史》这样的学术专著获得新生！于是她迈开双脚走访了多个专业领域的出版社，获得大量的一手素材，完成了《为了文化的尊严》一文。这篇文章是在一个双休日的周末夜里定稿的，定稿后即发给时任国家出版基金办公室主任李潞，李主任凌晨4点回信：庄建，通过你的笔使国家出版基金投入的财政基金呈现出如此的难能可贵，使国家出版基金呈现出如此的庄严，每读一次心中都会震颤不已，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
庄建是个勤奋的人。我感觉，她总是在采访的路上。有时我早上7点打电话找她，她已在地铁上。有时，我晚上11点打电话给她，她刚出地铁，采访完还没到家。庄建认为，能去现场就绝不打电话采访，否则会错失一些只有在现场才能获得的感悟。“采访蔡美标先生，我坚持要去先生的办公室看看。办公室里墙下，放着一张折叠床，床上，放着单薄的被褥。在办公室时，每天中午，先生就在这里小憩。办公室的简陋与陋室中先生志向高远的反差，震撼了我。没有先生办公室之行，我对先生的认识不会如此丰富鲜活。”
在采写《为了心中的文化坚守》这篇文章时，庄建说，《中国饮食文化史》（十卷本）这么大部头的一套书，我想多听听各位作者的意见。但作者分散在中国东西南北至少15个城市里，没有条件一一面对面采访。庄建希望我们能给她提供一部电话。于是她在一间临时办公室里，用了一整天的时间给多位作者打电话，获得大量第一手信息，写出来的文章，因此平添诸多细节，内容更加扎实。
这就是我眼中的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