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佐赞

　　“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这个时代。”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里，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提出了殷切的希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我们一直就有读书人回应时代呼唤、解答现实问题的传统。以孔子为代表的思想家生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大动荡、大变革的社会环境为思想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沃土，百家争鸣，思想激荡，为中华文化奠定了坚实又丰厚的基础。当汉初无为而治的政策不再适应社会的时候，为加强皇权和国家的“大一统”，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论学说，对历代王朝都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唐时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文学观，强调了文学“补察时政”的社会功能，是对六朝以来脱离现实、远离政治的“嘲风雪、弄花草”文学主张的彻底否定。北宋理学家张载的“横渠四句”，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强调在佛老思想盛行的大背景下，读书人应该去解决社会问题。到了近代，每当国家危急之时，总有学者挺身而出，比如魏源编成《海国图志》，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抗战时期，当时的学者为了维护国家主权、边疆利益，顾颉刚、谭其骧等人发起“禹贡学会”，以研究历史地理为切入点去承担文化救国的学术使命。一句话，在民族和国家需要的时刻，总有读书人来撑起中华文化的脊梁。今天，在“两个大局”加速演进并深度互动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迫切需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来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和时代之问。

　　当下，我们遭遇到了太多的以西释中的尴尬。西方考古学中的“文明三要素”，即文字、城市和复杂的礼仪建筑是西方学界长期沿用的一种判断文明形成的标志，可这一基于西亚古代文明的标准并不适用于中华文明。关于中国的新政党制度，西方政治学根本无法理解，更不要说去解释中国的执政党和参政党协商政治。国内社会学领域很多学者根据经典精英理论来解释精英对于文化传承和社会变迁的重要性，却忽视了这一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源自启蒙运动的线性现代化历史观，当然也无法解释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和其中蕴含的历史观……如果说套用西方理论只是方凿圆枘，无法回答当下的实践之问，那么还有一些通过学术包装的伪理论、伪史观，“元清非中国论”“新清史”和“内亚史观”等就是图谋分裂中国和解构中国历史的整体性的伪理论，我们学者必须用真理打破幻觉，旗帜鲜明地反对。

　　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概念、标识性概念，巩固文化主体性是形成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自觉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的基础和前提。文化主体性内涵丰富、意蕴深远，应该包含具有自主体系的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体系能对这个时代伟大实践作出科学阐释，对世界上其他国家提供一种示范，对世界文明作出中国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那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如果哲学社会科学还停留在全盘西化或者以西释中，那么我们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辜负了伟大时代，也没有担负起时代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到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是排斥人类共享的知识体系，我们采取的是拿来主义原则，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文化的“双向奔赴”，深刻阐述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道理学理哲理。长期处于追随阶段的哲学社会科学，因为历史和现实的需要，因为伟大实践的驱动，需要这一代学人构建起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我们期待，饱含中华文明智慧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能发扬中国学术的世界意义，真正实现毛泽东同志所说的“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作者单位：华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