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作家）

　　当把赫塔·米勒的随笔集《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当做短篇小说来读时，我们反倒更可以领略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小说创作的辛辣妙境和思想犀利的不凡之处。这也正如一片小小的灌丛，肉眼相望，无非是一片绿色而已，然透过摄像的头镜，看到的却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在这部篇幅不长的短篇小说集中，其中的每一篇，都在翻译后的1500字至1800字之间，创作日期从1990年到1992年年初，准确无误到几乎刚好为每月一则，由此可以推断为这是一种专栏文章。可今天当这长短一致的专栏性文章被当做短篇小说出版时，则恰恰显示并赋予了这些文章以“专栏小说”的独特意义。

　　“小说也是可以这样写的！”——阅读赫塔·米勒的“专栏小说”，首先让人惊异讶然的，正是马尔克斯阅读卡夫卡的《变形记》之后的那种顿悟的呼唤与感概。没有贯穿始终的故事，没有真正展开的情节，甚至连稍加细腻的描写都不复存在。小说中充满着中国创作最为忌讳的议论，充满着让传统创作厌烦的哲思与辛辣的讽刺和令人啼笑的幽默。“一滴德国水，杯子便满了。”这是小说的题目，更是这篇小说的容核，1000多字，字字句句都是对德国——一个国家而非具体的德国人——的那种源自始祖高贵的剖写和嘲弄。在《人质的黑眼眶》中，赫塔描写了一个国家外交官的房间：“室内充满着一个阶级的厌恶。一个国家越是贫穷，缀饰就越加饱满，权力的表现就越加明显。”而在《理智的刀》中，作家写到伊拉克的萨达姆，写到斯洛文尼亚，写到美国总统布什，写到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任何一个国家和总统出现在作家的笔下，都是文字与思想的承载，而非一个人物的延展。“文学是人学”——这在中国文学中恒定不变的文学准则，到了《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中荡然无存。语言的本身，成为文学存在的方式；而其对“国家”的思考与批判，则成为文学之目的。“国家”——在赫塔这儿，既是权力和组织的体现，更是文学中“人”的“这一个”。

　　把“国家”视为人来剖解、分析、批判，乃至赞赏和同情，正是这部短篇小说集最为独到的创作与贡献。而把“国家”视为人的“这一个”时，赫塔没有忘记她是作家，而非思想家、哲学家、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既然是作家，当然最为不可忘怀的是你的创作与生活——现实的某种对应关系。无论是写苏联，还是描绘今德国，再或让作家内心受伤流血的阿尔巴尼亚，我们阅读这其中的每一篇、甚至每一篇中的每一句，都不能不感叹作家站在国家之上审视国家之下的社会与现实和那种与生活密切相连的语言的睿智和简练，尖刻与准确。语言是这组短篇的“精美的刀”，它为赫塔割开了国家现实的混沌模糊、是非混淆的裂痕，让作家那么清晰地穿过迷蒙在20世纪世界上空的灿烂雾霭，来无情地审视“国家”——再现国家以人的方式在现实与文学中存在时的卑鄙、龌龊、肮脏与无情及荒谬。《弗兰茨和那匹叫弗兰茨的马》，写的是罗马尼亚崩溃时，一位叫弗兰茨的村民因向德国移民，不得不卖掉自己全部的家业——当然，也包括农民弗兰茨因为他的钟爱而特意为它起名为弗兰茨的马。可因为卖掉了这匹不能移民的马，弗兰茨在到德国的一个中转站的第三天突然死掉了。那死掉的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那被卖掉的是一匹马还是一个民族？最爱在写作中直切议论的赫塔却恰恰在这儿缄口不言，只是用她的语言之刀，割开一个国家伤痛的裂痕，让我们去感受那裂痕中人的透心之痛。《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这个短篇，开篇写的是二战期间一个男人在流放中的饥饿，中间写的是50年后一颗土豆对一个人如床一般的温馨。到了结尾，却是“在罗马尼亚许多人到商店的时候，会把钱卷在手中，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包，而是因为他们必须长时间地伸出钱和手和脸，直到能换到贫穷中匮乏的东西。”

　　由历史中的国家走向现实的国家，再到现实国家场景中的人，这是《一颗热土豆是一张温馨的床》的内在通道，也是这部短篇集的密室之门：国家——人——国家。这样一个小说思想的精神隧道，成为这部精锐短篇集被场景与论说掩饰的暗链，也可能成为开启赫塔·米勒全部小说密码的钥匙之一。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去写——从社会的裂缝中审视国家，在审视国家的目光中去审视人的社会存在。国家原来就是作家笔下的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