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小亦（书评人）

　　1989年，中国失去了两位重要的诗人，但人们只记住了最惨烈的那一位。在今天，当初中的小姑娘们都开始把自己的签名改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时候，这其实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情，因为“诗人”这个词在当下被提及的时候总是伴随着暧昧的笑，诗人的角色已经不堪如此。人们似乎普遍认为“浪漫主义”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体验，但这一认识并不能阻挡诗歌的巨大魅力，诗歌的浪漫因素成为人类精神世界的永恒表达。海子无疑就是这样的诗人，即使已经去世多年，也不能阻挡他的文字在某个夜晚准确地命中一个少女心底最柔软的部分。

　　然而与此形成极大反差的是，同一年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去世的诗人——当年海子最好的朋友、聆听者、批评者、诗作的收集者和整理者骆一禾，似乎站在海子的巨大阴影下，被遗忘了。人们似乎忘记了，当初骆一禾那些魅力无穷的诗篇，是怎样地为在语句的丛林中迷失了方向的海子点起明灯的。连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蓝星诗丛林，先后出版了当代诸多诗人的结集，却在2011年才出版了《骆一禾的诗》。

　　当然，在评论家的话语中，骆一禾并未被遗忘，他们两个还总是被相提并论。文化评论家朱大可在其论文《先知之门》中说，“在由时间复叠起来的黑暗之中，暗作为它的本性大量涌现着，以宣称明的不在场，这就是暴力之暗、恶行之暗、迷津之暗和谎语之暗在世界之夜的集合，它们构成了海子与骆一禾的诞生背景”。正是由于海子和骆一禾在诗歌精神和意象构造方面巨大的同构性，评论者不可避免地将他们合并论述。

　　骆一禾与海子求学背景相同（他们都出自北大）；两个人的诗作中均反复出现着“麦子”的意象，骆一禾与海子曾被人并称麦田诗人。对一个时代的人来说，森林、石头、盐，以及最重要的，麦子，构成了他们从蒙昧世界破壳而出之后的最初审美维度。

　　但海子与骆一禾又有着巨大的不同，我们很难说，长久以来对骆一禾的冷落，是否是因为骆一禾诗作的美学取向与海子有了巨大的落差。事实上，在骆一禾写作的早期，那种对生命与世界的热情与海子是一样的，元气淋漓，热情满怀。“人们素不相识/既然上路/便彼此依靠”（《短途列车》）；“热风里的人们/让黄金的麦地永远地抚慰你吧”（《麦地（一）》）。诗人甚至宣称，要做一把圣灵手中的船桨。（《桨，有一个圣者》）。

　　但骆一禾很快就厌弃了这种迷蒙中才会有的乐观，鲜血和肉体吸引着他，从此骆一禾与海子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在诗里，我看见活血汪霈而沸腾”、“一队天灵盖上挖出来的火苗”（《修远》），骆一禾与神圣决裂，而认定“诗中的骨肉只在手上永存/其他的都是粮食、死亡和饥饿”（《观海》）。

　　但这个过程也很短暂，纵观《骆一禾的诗》，他后期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长篇诗章的创作中，随着这种诗歌形式的变化，审美取向也走向了庄严与辉煌。那些长诗中，宏大的意象和奔放的语法层出不穷，长诗真正体现了骆一禾狂欢化的倾向，诗人匍匐在酒神脚边痛饮醴酪。

　　在诗歌中，骆一禾像天使一样飞翔在世俗生活的上空，看到的是“岩穴 树巢和茅舍/乡镇 城市和都会”，时间与空间在诗人的眼里一览无余，这甚至是一种在物理维度上的冒险，而居高临下的姿态带来的快感让诗人顶礼、欢呼，甚至“向着新月嚎叫”——这种从远古而来的野蛮血液开始在诗人胸中复活。

　　这是一种由鲜血、黄金、石头以及雄浑的星空共同构成的美学。那是神圣的、那是帝王的、那也是狂人的，但也是再正常不过的——当一个人面对滚滚而来的时间和汪洋自恣的星辰，他/她很难不感到目眩神迷，并进而满怀敬畏。

　　可是灵魂世界越是崇高与辉煌，越发会衬托得世俗生活的卑微与无意义。于是骆一禾像所有纠缠于灵与肉的诗人一样，对自己的存在本身进行了审视和质疑。他放弃了所有诗歌技巧，像一个婴儿一样直白地问道：“享受真理的人很多/而追求真理的又有几个呢。”（《世界的血》）。但是他没来得及看清真理，人生便走到了终点。这是一个诗人的完美死亡，像浮士德那样，正在生命的荷尔蒙喷涌成峰的时候，辉煌谢幕，在魔鬼与天使的争抢中超然物外。

　　关于骆一禾的诗歌意义，朱大可在同一篇文章中给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所有海子与骆一禾的写作成果，都可以纳入诗歌神学的形而上框架：这个概念最适当地指称了先知所企及的各种严重事物，但它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神明的屈从和跪拜，恰恰相反，这神学是对人的生存根基进行终极追问的体系，或者说，是针对世界之暗的一种极端的精神反抗运动，它聚集着人的全部怀疑、智慧、勇气和激情。正是基于这样的立场，他们开辟着对世界之暗进行审判的悲痛事业。”

　　如果说，海子的世界是一片黄金色的麦浪，海子就是那个在阳光下在麦田里尽情奔跑的孩子。而骆一禾的世界，就是一株在上古遗迹的缝隙里坚强生长的麦子，头顶上流淌着的，是亘古未变的庄严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