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池原（书评人）

　　詹姆斯·C.斯科特和我们都很清楚，在现有历史阶段和实际状况下，国家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但国家塑造的某种神话，却应当引起每个大众的警惕。

　　现代国家权力比过去时代更加希望“社会清晰化和简单化”，现代国家可以动员力量移除高山、填海造田，可以动用“植物工程”来把农业生态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所有的西红柿必须植株同等高度，所有的果实必须同等大小，成熟期必须一致——符合制定者所设想的标准。

　　那么，作为国家管理对象的社会与民众呢？毫无疑问，国家权力同样希望他们简单清晰、标准化，最好稳定地居住而非大规模流动，这样才能更好地“治理”。然而这种设想的对立面，正是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形成的复杂多样的传统和地方性差异。

　　这些从国家视角所设计的政治或社会工程带来了什么后果呢？

　　詹姆斯·C.斯科特潜心研究了这些失败了的国家工程——德国的林业科学化运动、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坦桑尼亚的贾乌玛运动和巴西利亚城市规划等，这些人所共知的国家工程，无一例外地都带来了显而易见的灾难。

　　全球化正在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复杂。“今天，全球化是推动同质化最强有力的力量，而国家有时反而成了地方差异和多样性的保护者”。

　　从国家视角出发所设计的工程，自然带有国家管理者的利我原则，它不可避免地使工程设计透露出便于管理和控制的倾向，“社会清晰化和简单化为大规模社会工程提供了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其提供了欲望，独裁的国家主义则具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软弱的公民社会所导致的等级社会是这些社会工程实施的基础”。

　　现代国家通常是这样的——它在行为选择上表现出赤裸裸的功利主义。斯科特拿德国的“科学林业运动”作为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国家实用主义的视角下，“树的多种多样的用途都被单一木材和燃料的体积所代表的抽象的树取代。如果关于森林的概念仍然是实用主义，那么也就只是直接满足国家需要的实用主义”。自然意义上的森林的价值被抹杀了，“打猎、采集、放牧、打鱼、烧炭、挖设陷阱捕兽、采集食物和贵重矿物，以及森林在巫术、崇拜、避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往往都被忽视了”。

　　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土地原有的生态完全遭到破坏，这还不包括单一物种的脆弱性带来的生态风险。斯科特忧心忡忡地指出：“将一个尚未被理解的复杂关系体和过程割裂开来，从而试图得到单一工具价值的做法是非常危险的——任何干扰关键商品有效生产的因素都要被清除，任何看起来与关键产品的生产没有关系的事物都被忽略。”

　　“这些项目是如此的巨大、如此忽视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甚至当其致命的结果已经显现出来以后，仍然要不顾一切地继续推行？”

　　斯科特认为，国家权力的自信甚至自负，是造成这种灾难和潜在危险的根本原因。

　　在现代社会，精英阶层已对国家权力全面掌控，这一点在极权现代主义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极端现代主义者包括工程师、技师、高层管理人员，建筑师、科学家等，也包括政治家。这些人怀着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强烈信念，“其中心是对持续的线性进步、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生产的扩大、社会秩序的理性设计、不断满足人类需要以及对控制自然的超强信心”。他们一般都会认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可加改进的。

　　通常情况下，经过少数权力精英理性与科学设计的“国家工程”一旦实施，可怜的穷人往往成为这些社会改造的首选对象，至于他们的实际意愿和个人境遇，便被轻易地忽略了——“在城市中心保持严格的视觉美学的努力却最终使城市的非法居民点和贫民窟迅速扩大，因为那些在文明的、经过规划的中心区工作的精英们需要有人为他们清扫垃圾、煮饭和照看孩子”。

　　如何抑制这一令人悲观的事实？斯科特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米提斯”这一概念首先被作者强调。“米提斯”包括了本土技术知识、民间智慧、实践技能，技术知识等各种知识有机结合，根据实际践情况而不是实验书本知识来改造人类生活。为了将风险和可能的灾难降到最小，斯科特建议，“国家工程”应该考虑步子尽量要迈得小一些，并且多方面考虑修补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