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

　　○王伟（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博士）

　　近20年来，中国古代墓葬艺术的研究成为早期美术史研究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这些研究突破了美术史自身的学科藩篱，重视与考古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突破了研究材料的单一取向，注重不同介质的图像材料之间的沟通使用；突破了对图像内容仅作事实识别的局限，关注于图像功能与属性的解释说明。郑岩新著《逝者的面具：汉唐墓葬艺术研究》，凭着对图像材料的相当熟悉和敏感，对这些特征进行了充分展现。该书是作者多年的研究成果，分为“新艺术史的兴起”、“画像主题与社会”、“墓主形象及其意义”、“制度、空间与形式”四个专题。以汉代研究为主，下至唐宋。研究对象侧重于墓室壁画与画像石，旁及雕塑、建筑、器物等图像材料。

　　美术史对于整个历史学的参与既有事实层面，也有价值层面。证明图像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是美术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必须对图像材料进行事实确认，保证研究对象的真实有效。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受史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影响，美术史研究中往往表现出对于材料的“物”化要求，将图像材料剥离于所处时代与社会，在事实层面上将图像内容作为主要甚至是唯一的研究目的。这种研究对图像材料形成人为束缚，易于流为机械操作，可以说是见“物”不见“人”。与之相反，图像的功能主义考察方式则把图像材料置于具体的情境之中，充分考虑到与之相关的社会、制造者、使用者等多重因素的互动关系，图像材料成为一种复杂的混合体。在此之下，不同介质材料因其具有共同的外在功能或内在价值，能够跨越彼此之间外在形态的差异界限而获得连接。览观《逝者的面具》中使用的众多材料，画像石、墓室壁画、帛画、线刻石画、漆画等等混杂在一起，它们的联系并不一定是内容上的事实联系，更多地是在某个问题之下的功能联系。从实证主义到功能主义，就是从材料史到问题史，明显看出研究者对待研究对象的态度上有从“物”到“人”的转变。在“墓主形象及其意义”这一专题中，对于墓主形象的考察，著者一方面梳理出汉唐之间墓主形象的具体表现样态，另一方面重在探讨墓主与整个墓葬之间的关系，例如作为墓主的康业，他有图像、文字、肉身三重形象，“图像墓主”针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图像模式的配置使用，“文字墓主”中表现出的不同种族之间的文化选择性，以及“肉身墓主”与所有墓葬材料的关系，每一重形象都有自己的具体情境，透露出不同的信息。著者以抽丝剥茧般的方式对多种材料进行了精彩的分析，所有的探讨都指向一个问题：墓葬究竟是什么？该书显然有助于读者一窥其神秘信息。

　　《逝者的面具》是作为带有历史学学科属性的研究，美术史应当通过两个层面的努力来确认自身的史学特征。从学科内部而言，需要对众多图像材料进行梳理，发掘图像发展的内在逻辑，并对这些图像材料作出一种历史性的说明，对图像变化的关键之处作出解释，这构成了美术史研究的基础性工作。在该书中，著者从图像形式、内容入手，结合时代、观念，对河南永城柿园汉墓壁画的来源进行了细致考察。我们看到，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仅是试图探寻整个汉代墓室壁画的开端，更重要的是将梁王墓壁画嵌入到美术史学科之中，构成图像发展的历史连贯性。在另一篇关于西汉石椁墓的论文中，著者对于石椁图像的探讨也具有同样意义。从更高的要求来说，美术史应当参与到历史大学科之中，能够回答历史学问题，丰富历史学研究内容，促进“整体史”研究格局的形成。例如，作为从封建到帝国转变中的关键人物，汉武帝向来为学界所关注，众多学者从政治制度、思想宗教、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考察其在统一帝国形成过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该书的《风格背后——西汉霍去病墓石刻新探》一文，作者郑岩通过分析霍去病墓前石刻雕塑风格，联系到汉武帝时期对于上林苑、昆明池、太液池、甘泉宫等景观的营造，认为这种风格的形成是一种功能需要，决定于武帝时代的宗教观念，这就从美术史的角度深化了我们对于汉武帝本人及其时代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