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一部电视剧《乔家大院》使得乔家大院由淡转旺、游客倍增，成为晋商文化的代表。借鉴这一思路，出版企业是否可以深度介入地方文化资源的开采，运用图书出版、影视传媒、实体经营、跨界合作等手段进行深度开发，一方面延伸自身的文化产业链，另一方面亦提升地方文化的认知度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与业内同仁展开交流从而得到了不少有益的启发。

　　视角一 旅游项目拓展不乏伙伴

　　前不久，安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李旭在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闲聊时透露，“近年来一直致力在家乡落地关于蔡邕蔡文姬故里的文化旅游开发”。出版业怎样立足地方文化资源，开启文化产业链，这样的话题着实启发了记者的诸多思考。“2008年，文姬归汉1800周年之际，我自费在家乡修建了一座24间的蔡邕蔡文姬纪念馆，出版蔡文姬有关著述，并准备申报‘蔡邕蔡文姬资料数据库’的研发等”，不仅如此，李旭还依托当地有关部门积极推进占地30亩的‘文姬归汉园’项目的开发。

　　出版业如何挣脱固有思维的桎梏，以“文化产业”立命，这样的课题已经摆在了许多有识之士的面前。地方文化资源，作为文化产业链中的一环，它的开发其实大有可为，只是出版传媒领域的企业真正涉足其间的尚在少数，如果经营、整合有道，甚至有望联动、刺激房地产业、餐饮业、旅游业、建筑工程等多项经济领域的发展，前景不容小觑。

　　出版业如何介入到“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这离不开对合作伙伴与商业模式的探索。李旭坦言，“开封市专门成立了开封市蔡文姬文化促进会，邀请我担任顾问。尽管一些设想已经列入故乡古镇的整体规划，但要实际落地，总会考虑‘上千万的投资如何取得合理的回报’的实际问题。”以“文姬归汉园”为例，杞县倾向将其放在县城开发，将文姬故里作为故居定位。李旭的想法则是，如果文姬故里距离开封市太远不便游客进入，倒不妨在开封近郊开发，这对开封的北宋文化旅游也是拉大和一种补充。在合作对象的遴选上，该项目正在洽谈的珠海市、苏州市的两家投资者，二者都是房地产企业，均期待借助城镇化的东风，入手文化旅游地产。这也反映出，出版企业如果愿意涉足地方文化资源的开发，是不缺乏合作伙伴的。

　　此外，杞县还与郑州市一家影业公司联合投资500万合作拍摄小成本电影《胡笳声声》，现已在后期制作，另有30集电视剧《蔡文姬》正于洽谈中。李旭表示，借助影视剧的拍摄，希望文姬故里留下一个“汉代影视城”，接下来将要拍摄的《大汉谋士郦食其》也可以使用。从这一角度来看，出版企业着实应该围绕当地文化资源做出系列化、多元化的产品，甚至涉足产业园、影视城等文化旅游地产项目等经营活动，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全媒体、全产品、全产业的延伸拓展。

　　视角二 文献整理寻求企业资助

　　上述的案例侧重于发掘“旅游地产”，如果运筹得当，或许可以为业内提供一个成功范式。在业内，另一成型的“地方文化资源”则是“地方文献”的挖掘——近年来，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的“东莞历代著作丛书”、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浙江文丛”、岳麓书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的“湖湘文库”、山东大学出版社的“山东文献集成”、黄山书社的“安徽古籍丛书”、凤凰出版社的“无锡文库”、广陵书社的“扬州地方文献丛刊”以及三晋出版社负责整理出版的《祁寯藻集》等，纷纷将目光落在各地方的历史、名家、风物上。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杨林海告诉记者，“浙江文丛”预计于“十二五”期间完成500册的总量。仅以经济效益衡量，此类出版规模与馆藏定位，对于码洋的贡献着实不小。

　　“地方文献”悄然成为趋势的同时，出版企业在开发此类地方文化资源时还可以得到哪些新鲜的运作模式呢？众所周知，国家项目、政府补助一直是古籍整理的主要助推动能。其实，有些地方企业，同样愿意为出版企业进行赞助、投资。不过，这样的合作在业内还不多见，此类“盲区”急需更多同仁的积极探索。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从杭州市余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一个案例：贝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这家位于杭州市余杭区的主营业务涉及房地产开发、建筑装饰、资本投资、生物科技、信息技术、物业管理的企业出资50万元，与杭州市余杭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共同整理的“余杭古籍再造丛书”。在2013年9月，其又完成了11部古籍（旧志）的再版，分别为《余杭县志（清·嘉庆）》、《余杭县志稿（清·光绪）》、《长生殿（清·康熙版本）》、《雪庄西溪渔唱》、《西溪梵隐志》、《西溪秋雪庵志》、《西溪怀古诗》、《西溪百咏》、《南樟子》、《西溪杂咏》、《西溪梅竹山庄图咏》11部，其中《余杭县志（清·嘉庆）》等2部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至此，“余杭古籍再造丛书”已整理影印出版22部。

　　从这一案例，出版企业或许可以发现，成长中的有志企业，是非常希望且乐于借助“文化”塑造自身形象的。贝利集团提到，其一向注重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此次出版古籍旧志，对于人们研究挖掘临平和塘栖的历史文化内涵，塑造独特的文化品牌和研究运河文化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企业文化而言，更是一种“以社会责任为核心，打造高品质健康企业”的行动。像贝利集团此类乐于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文化事业的企业应当不在少数，这一案例或许应该给更多的出版企业以启发。

　　视角三 文化符号增值地方出版

　　凡是参加过2013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同仁一定对主宾国沙特阿拉伯王国记忆犹新：白色、米色、土黄、绿格的迪史达什（阿拉伯长袍）和库非耶（头巾）的服饰展示；为读者一一进行曼海蒂彩绘的艺人；帐篷、铜壶、椰枣、“苏卢斯体”写就的清真言等等。这些极具异域情调的文化符号让人历历在目。基于这种现象，记者也在思考，出版企业同样应该挖掘地方的文化符号为己所用。

　　业内现已成型的案例，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全资子公司广西状元红艺术馆有限公司，其以收藏、销售桂林鸡血玉印章、饰品、雕件、摆件以及山料而著称。据相关负责人周祖为介绍，艺术馆在一年多的经营、宣传中，成功将鸡血玉打造为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家政要及贵宾指定纪念品 、2013中国营销领袖年会“中国营销元勋”的荣誉奖品等”。特别是在上海朵云轩举办的桂林鸡血玉品鉴会为其博来众多喝彩，其中的《心经》篆印更是代表展品。该套篆印即由状元红艺术馆董事长姜革文创意策划、篆刻大家林汉涛篆刻而成。

　　除却实体经营，文化符号在业内的应用还主要体现在选题的策划上。例如新疆人民出版社在2014年北京图书订货会重点打造的“西域探险考察大系”（30种），该丛书主编杨镰告诉记者，此次新版可谓对本世纪以来关于西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塔里木的玛札塔格、约特干、米兰古城、蒲昌城等遗址的探险考察作了总结，中国作者原创性著述的比重有了较大的提高，是新版图书在选题结构上最明显的变化。又如，依托云南独特的地域优势，云南大学出版社相继出版《泰国六年制小学汉语课本》（24册）、《缅甸小学汉语课本》（16册）、《越南小学汉语课本》（20册）等，以贸易输出形式，供所在国小学学习汉语。

　　所以，此类地方的文化符号一旦与产业载体相结合，便有望实现“产业化”。既能实现文化的经济价值，还可挖掘文化的经济潜能，通过与实体产业相结合，通过产业通道可以将文化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这样的经营之道还值得更多的有识之士去探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