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回过头来，我会有点感谢自己这样一个笨的写法，尽量呈现沈从文这个人他的后半生是怎么过来的，至少表面上不那么急着用我自己的想法、观念来解释他、判断他。那样做可能写起来会比较痛快，读起来也会比较痛快；但那样做的话，就存在着把这个人缩小、定型、标签化的危险；限制住了，就丧失了开放性——向更多更深的理解开放。最重要的还是对象本身，要小心翼翼地保护、保存，进而发现、发掘对象本身的丰富性。

　　话又说回来，如果一个研究者或传记作者没有他自己的感受、他自己的观察、他自己的想法，他又如何能够知道要保护、保存什么？他又如何去发现、发掘？他更如何形塑出一个贯通的形象、一个完整的世界？换句话说，一个研究者或传记作者，怎么可能没有一个内在的自我呢？诚然如此；不过我还是想说，这个内在的自我，还是保持、隐约在内含的状态比较好；同时，这个内在的自我更要自始至终保持其开放性，有自我而能“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不要害怕别人说你没有见解，没有思想。

　　一部长篇的叙事作品——传记应当是这样的，有叙述的激情而节制、内敛，甚至隐藏，叙述饱满而不张狂，才有可能使得叙述本身的意蕴不受伤害。叙述本身可以产生出一个多维的立体空间，叙述者内在的自我应该致力于扩充这个空间，而不是让自我表现的冲动把这个空间压扁。

　　如果我们把沈从文后半生漫长时间的经历看成一个故事的话，这个故事不是一条单一的线，它是多向度的，立体的，有很多层次叠加融合在一起，读这个故事的人，领会到一层，就能明白一些东西；过了一段时间，可能还会领会到另外一层。虽然这本书是写完了，但是我明白的过程还没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