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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的误区
大多数出版传媒集团并没有实质上的媒体融合，更多是一种姿态性的尝试。在传统出版传媒业面临产业危机时，我们要清醒地意识到，媒体融合并非灵丹妙药。
纵观2014年媒体融合表现，尽管已经涌现出一些较为正确的方向，但并未有实质性的实施，一是大多数出版传媒集团并没有实质上的媒体融合，更多是一种姿态性的尝试；二是尚未建立全新的盈利模式，报业集团在新型盈利模式、运营模式等方面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三是无法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限于体制因素，出版传媒集团内部难以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和创新的治理机制。
误区一：伪融合
现在很多传媒的改革思路是在原来传统媒体基础上叠加新媒体，即“媒体融合=传统媒体+新媒体”，比如办网站、开微博微信公众号、建客户端等，很难说是一体化发展。我们要建立的是立足于新技术基础上的“现代传播体系”，一个完全不同于原来的传统媒体系统，因而需要观念的变革。
传统媒体转型，如果不是站在互联网的逻辑上嵌入互联网，仅仅是站在自身发展的逻辑角度上，把互联网看作是延伸产品、延伸价值的工具，只是在原有的发展逻辑上进行改良式量变，增加网络版、客户端、官方微博或微信公众号，实际上并没有看到互联网究竟给传播带来了哪些革命性改变，就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成功。
误区二：泛融合
在传统出版传媒业面临产业危机时，要清醒地意识到，媒体融合并非灵丹妙药。“融合”也有边界，也有“范围经济”，要在新的媒体环境下重新审视和认知媒体的公信力和品牌力量，以市场和用户的需求变化，有针对性地进行产品优化和运营创新，明确媒体融合之可为与不可为。
很多出版传媒企业太相信融合，认为媒体融合可以解决所有危机。如何利用体制优势去避免劣势，才是媒体融合发展中最大的难题。
误区三：主体性消融
出版传媒业首先是一份事业，这是推进行业转型发展时必须牢记的信念，在媒体融合中应该坚持媒体属性不变、社会责任担当不变。
媒体融合是一项复杂、艰巨的任务，既是舆论引导能力如何加强的政治问题，也是如何寻求新型产业模式的经济问题，还是新闻生产流程再造和内容品质提升的行业问题，需要兼顾和平衡政治利益、商业利益和公共利益。具体来说，国家利益需要媒体在多元化的舆论场中彰显引导力，这关系到社会的团结、稳定；商业利益需要媒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具优势，这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发展；公众利益需要媒体在涉及国计民生的大事小情上发出民众呼声，履行社会守望者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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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融合趋势预测和政策建议
中央在媒体融合方面的制度设计如何展开，管理者如何用与新媒体逻辑匹配的方式管理新媒体，这是媒体融合过程中必须率先解决的问题。
全球媒体融合五大趋势
趋势一，新闻业内联盟将增多。近来，一股合作之风正在国际传媒业逐步兴起，最明显的特征是越来越多新闻联盟的出现。名叫“Hackers”的全球新闻民间联盟项目在5年内就招募了6万余人参与，遍布全球80多个地区。
趋势二，社交媒体叙事趋势愈发明显。过去三四年间，新闻机构已经开始通过社交媒体讲述新闻故事，这一趋势在2015年将会更加明显。
趋势三，能快速阅读的新闻APP将大受欢迎。社交参与感以及能给人带来成就感的新闻APP产品，都是未来新闻机构吸引读者的关键。雅虎的新闻文摘（NewsDigest）APP让读者每次进行一定量的新闻阅读体验。《经济学人》杂志最近发布的Espresso是一个每日更新的APP，读者每天只需花5分钟左右的时间阅览。2015年，这种能让读者在短时间内完成阅读的APP将成为新闻产品市场的大趋势。
趋势四，新闻网站的订阅操作将借鉴Uber的案例。美国打车应用软件Uber的出现颠覆了手机的支付方式，用户只需对准银行卡拍照，即可添加他们的个人付款信息。
趋势五，社交媒体上的新闻短片将会增多。用户在社交媒体上传的新闻短片在2015年将会继续备受追捧，数量相信也会激增。
在中国，相比媒体融合大潮中呈现出的“去中心化、移动化、碎片化、垂直化”等趋势，当前传统媒体及其培育新媒体产品策略的突出问题是“有受众，没用户，传统媒体融合发展缺乏商业模式支撑”。而新媒体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形成“用户池”，即稳定的用户群才能支撑稳定的商业模式。在媒体的用户池中，用户流进的同时必然也会流出用户，关键是判断这一过程是否有助于核心用户的沉淀，因为最终在用户池中被沉淀下来的是比较精准的目标战略下的核心用户。以腾讯为例，其通过微信和QQ沉淀了核心用户，并通过旗下各类APP的监测数据获知用户的黏着度和支付能力，以此实现稳定的盈利增长，并在不断“山寨”的过程中获取可靠的流量导入。阿里巴巴聚焦于电子商务领域，但用户池沉淀模式与腾讯类似，而新浪、网易等新闻类门户网站之所以在BAT面前丧失优势，正在于其没有形成稳定的用户池基础。
那么，传统媒体如何在向新媒体融合过程中形成稳定的用户池并强化用户关系？有专家认为，融合过程应坚持“明确目标人群→强化用户关系→形成核心用户池”的路径。一是打造品牌长尾，即通过核心用户池的积累培育自有品牌，实现自有品牌的长尾效应，国内案例如澎湃新闻；二是借力寡头平台。即借助平台效应实现社会生产和专业生产的互补，国内案例如各类官方微博、订阅号等，他们通过“借船出海”，以完成社区化、社交化、产品化和平台化的“媒体四化”转型，即以大数据为内核，向多产业链延伸，完成融合型枢纽式媒体形态的重新构建。
产业政策尤为重要
在中央对于“媒体融合”高调定调的背景下，2014年，传统出版传媒企业已经将媒体融合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但媒体融合离不开国家政策体系的保障和战略规划的有效同意。由于政策制定和战略规划的主体是政府，相关政策层次包括媒体融合的行业政策规制、媒体融合的版权保护机制、媒体融合的市场退出机制等。其中，媒体融合的产业政策尤其重要，比如确立对传统主体媒体的扶持机制，制定有关破解技术与市场与资源壁垒政策，探索传媒企业的特殊管理股制度等。
此前传统媒体在市场化和新媒体转型中之所以处处被动，固然与传统媒体自身原因有关，还与外部环境，包括政策环境有关，也就是说，政策跟进没有与媒体发展速度匹配，在相当程度上拖累了传统媒体。中央在媒体融合方面的制度设计如何展开，管理者如何用与新媒体逻辑匹配的方式管理新媒体，这是媒体融合过程中必须率先解决的问题。
在当今融合度极高的社会，出版媒体业转型的关键在于必须更加开放性地找到与市场和社会资源整合的窗口与路径。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形成影响力，才能抓住话语权，才能更好地建构主流意识形态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