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既是当时历史的必然，同时也是中华封建文化瓦解，走向多元的过程。西学东渐的研究是文化自觉的体现，必须放在全球化理论视野中，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

　　西学东渐如果只停留在某一学科的阐述下，就很难真正把握整个历史的发展脉络，很难理解东西方交融叠荡起伏的历史动态，更难体味世界大同趋势与人类追求真知的梦想与精神。在这样的认识下，黄见德把写作的视角从某几个学科西学东渐的介绍转向了文化交流的规律探索，转向了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及内在联系探索上，阐述其发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必然，并对明清之际的政治、贸易、文化等做出了概述，呈现了东西方相互交融的历史画卷——《明清之际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同时，西学与中学的交融，并非易事，2000多年的思想文化基奠、熏染，非西学能一夜取代的。1500年前后，西方走上工业社会，而中国仍处于封建社会的强劲时期。明清地域辽阔，虽然社会发展缓慢，但物产丰富，天朝威严，以至还出现了康乾盛世。但西学尤如强劲的种子，终究破土而出，在明清社会舞台上扮演了先知先觉的角色。

　　16世纪中叶，随着中西方政治上通使关系的确立，以及经济贸易的往来，中西方一定程度上联系在了一起。早在1513年，葡萄牙印度总督阿尔布尔克便派使者前来中国，并于1514年抵达东莞。由于当时中国不准外国人入境，使者只好返回。1521年后，使者终于到了北京，得以商讨中葡通商事宜。葡萄牙如此，当时世界上最为强盛的西班牙、荷兰、英国也是如此，他们在推行殖民拓展的同时，都把目光盯住了强大而神秘的中国。特别是到了17世纪，中国在应对西方强势的外交活动中，显示出了好奇而又暧昧的策略。这一方面因为这些强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在亚洲推行殖民统治，企图把东方纳入其势力范围时，日益意识到中国的神秘和难以驾驭，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由于中国时处封建鼎盛与资本主义萌芽并行时期。西学的神奇力量，悄然在朝野上下萌生。因此，中国于西学，即是好奇又是排斥。也正是因为这种暧昧的策略与态度。一定程度上，注定了西学东渐的消长及命运结局。比如顺治、康熙间，西学曾一度受到重视，而雍正期间，大举禁教，西学受到冷遇，以至走向衰退。但作为一种文化自觉现象，西学东渐打开了中西交流的闸门，潮水必将奔涌而入，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黄见德考察了其对明清之际中国社会的影响，佐证了西学东渐这一文化交流的历史趋势。事实上，而后的历史也是如此，特别是晚清以来，西学对中国近代化进程的影响甚为巨大。

　　当然，作者将西学东渐作为一种文化自觉现象来考察，将其放置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视域中去把握，这是研究的高度决定的。但西学东渐，它必须以发生的史实为材料依据，必须由一个个生动的人物或事件构成。这点，作者再次向我们展示了其扎实的学问功底和宽广的研究视角。作者把笔端捕捉向了一批西学东渐的开拓者，在他笔下，沙忽略、罗明坚、范礼安、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们个个形象生动。他们在神学、经院哲学、伦理道德学说、地理学、天文学、数学等方面，都向中国注入了新鲜的活力。西学东渐是一个过程，它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但它必须由这些个案、这些人物构成。利玛窦等，就是其中的个案，他们构成了明清西学东渐的开端。

　　作者以其丰富的史料为依据，阐述了西学东渐的方方面面，但并不是简单地罗列史料，而是将史料放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经纬上进行系统的阐述，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个案，将西学东渐与中国社会的思想碰撞结合起来，在历史的视域中进行思考和总结。也正因为如此，阐述更显客观性。西学东渐既是当时历史的必然，是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华封建文化瓦解，走向多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