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江玉婷
小说《夜游神》，孙一圣写了2次。第一次写了3万字，他觉得“有点对不起这个题目”，于是整个废掉，重头写起。就像《邪不压正》里，姜文的一句台词：“就是为了这点醋，我才包的这顿饺子。”孙一圣想出了一个题目，为它写了一篇小说。
《夜游神》属于主题性小说。孙一圣认为最好的主题性小说是《活着》。余华要写“活着”，写的却是亲人接连死去。“如果所有的亲人最后都活着，那不叫活着，那叫生活。”孙一圣接着说：“所以主题的选择很重要。”由此，《夜游神》也成为整部小说集的名字。
只能从身边写起
《夜游神》的开头，孙一圣摘了3句话。这3句话摞在一起，占了半页纸。第一句出自契诃夫：“一个疯人认为自己是个鬼魂，一到深夜就到处走动。”第二句出自道教《净心神咒》：“三魂永久，魄无丧倾。”第三句出自佛教《楞严经》：“夜见灯光，别有圆影。”孙一圣认为第一句并不突兀，因为“契诃夫”是一种“文学宗教”。
小说里，毛毛是曹县一中的数学老师。她有洁癖，课前课后都要洗手，哪怕“洗掉一层皮也不在乎”。毛毛从不请假，只迟到过一次——厕所门关了，要出去只能拉门，而拉门后又得洗手，陷入死循环。于是，她迟到了整整一节课。直到下课铃响，有人开门，她才侧身闪出。写完毛毛的开场，孙一圣意识到，这是一个困在洁癖里的人，就像契诃夫笔下的《套中人》。
事实上，这个细节是孙一圣的亲身经历。他在商场的卫生间里，自己的纸巾用完了，卫生间连厕纸也没了。面对关住的门，他张着手，指尖滴着水，等待推门而入的人。《夜游神》里的主角“我”，是毛毛的学生。课上，毛毛说：“人类发明十进制，因为我们只有十根手指。”听到这里，“我”甚至觉着，“人类所有的秘密都在这十根手指里”。
这是孙一圣想写的。“为什么是十进制，因为古代只能掰着手指头数，只能数到10。”孙一圣张开双手，他说：“如果人类只有9根手指，那么计数法就会是九进制。”他没有查过资料，但坚信“这个逻辑是通的”。“每个人都有过一些奇怪的想法，看起来很有道理，只是有的人说出来了，有人的没说出来。”他想把它写下来。
真实的想法包括：手机调到静音以后，人会产生一种错觉——拿到手里，手机变轻了，好像失掉了重量；出门以后，总会疑心没锁门，不论走出多远，还是会折回检查，结果发现门锁了。比如坐车，如果两个人正在吵架，第一下猛拽安全带是拽不出来的，需要慢慢拉才能拉出来。还有一件刚刚发生在孙一圣身上的事，他下楼时踩过了每一级台阶，最后一步迈了2级。他折了回去，把最后一级台阶踩了一遍。
《日游神》是第四篇小说，讲了一对父子的故事。小说灵感来自于一则社会新闻，一名警察为独居老太太“驱鬼”。这则新闻具有匪夷所思的成分：“驱鬼”是道士干的事，然而她却向警察求助，最终得到了安慰。这是两个时代的黏合：“驱鬼”是早年迷信思想的残余，而报警则是现代社会“有困难找警察”的理念渗透。这个真实的新闻击中了孙一圣，他看到了生活中的复杂性——一个看似矛盾的事件，拆解开看，却合情合理。
《还乡》里，“我”老是梦见死去的亲人，于是去算命，连掷了六回硬币。算完命，乡村医生告诉“我”，不是鬼的问题，该拜神了。临走前，乡医开了药——阿普唑仑，一种用于治疗焦虑症、抑郁症、失眠，抗惊恐的药。孙一圣把两个熟悉的部分捏在一起：表面是求神问佛，而核心是现代医学。他见过赤脚医生开药，开的是护身符，让人放到枕头下，然而里面是有安神功效的中草药。
孙一圣第一次见识到日常生活的诡谲，是在上大学时乘坐的公交车上。学校放假，孙一圣乘公交车去火车站，半程上来一个人，他只有半张脸，另半张被烧没了。见过半边触目惊心的脸后，惊恐使他不敢再看第二眼。于是，他只能看向车厢里的其他人。下车后，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竟记住了所有人的脸和表情。在此之前，他乘过上百次公交车，却对这些完好的、正常的脸熟视无睹。
他只能从身边写起，写一点深深困扰自己的东西，写出生活中被忽视的一面。自序中，他写道：“有时候我们总觉着一天过于漫长，但当我们回首往事时，却觉得一辈子不过短短一瞬。”孙一圣解释，回忆过去几十年，人们想起的都是重大事件，比如出生、上大学、结婚生子，老人去世，所以常常会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孙一圣想让时间变得坚硬，让“一天”如同一根竹签，穿透“一生”这根烤肠。
写小说需要时刻警惕
《还乡》是在卫生间写出来的。2017年，孙一圣在北京，白天上班，晚上写作。冬天冷，暖气的热量微弱，不大的出租屋，只有床是热的。在床上写，进度慢，“一闭眼就睡着了”。屋里有一张简易长桌，是孙一圣在宜家花99元买的，刚好能塞进卫生间。把浴霸打开，他坐在马桶盖上，桌子顶着胸膛，坐得笔直地开始写。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足够暖和，又不至于睡去。其间，他坐坏了一个马桶盖，即便心疼，也只能再买一个新的。
“我是贴着小说写的，有时甚至把半个身子泡在小说里，以至于不得不写一段歇一段，透口气。”孙一圣见过一张画，画的是卡夫卡半截身子埋在文字里。他想到了自己写作的状态，就像水涨到胸口，大口大口喘着气，抵着水往前走。同时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稍一用力，就踩破了稿纸。
孙一圣把写小说比作一场漫长的拉锯战，保持“真”的状态很难，因为廉价的道理和情感容易趁虚而入，让语言陷入虚假的泥沼。写《山海》时，他感到“很多东西蜂拥而来，特别是生活四处蔓延，能够隐约体会到一种宽度”。他写了大片大片的景物，试图让文字漫过小说的边界。未来，他想写一部没有人的小说，只有景物。
“你会发现，只要去写一个执拗的人，很容易出故事，就像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孙一圣讲到了这篇经典小说。贵族小姐艾米丽发现，爱人无意与自己成婚，便将其毒杀，和尸骨同床共枕40年。他在小说《日游神》里也写了一个“执拗型”人物。辅警马贼在宁三秀家“驱鬼”，他没有资格配枪，只能用擀面杖敲了三下铁锅，模拟枪响。三声“枪响”过后，他突然理解了父亲。
“小说过于理想化了，现实世界里不会这样。”他观察过很多对父子，多数是沉默的，彼此交流很少，各过各的。以前类似的执拗型人物，孙一圣经常写，现在会尽量避免。一方面，因为执拗型人物缺乏普遍性；另一方面，因为这一类人物容易出故事，“有偷懒的嫌疑”。《夜游神》里，毛毛有双重身份：白天是数学教师，晚上则走进不同的宾馆。在警局录笔录时，她说出了真相：她有一个控制欲极强的母亲，地不能拖，只能跪在地上擦，电饭锅内胆里有一滴水，母亲就会尖叫，甚至连垃圾桶里的垃圾都要摆整齐。她不想待在家里，只能出门。
在高压的亲子关系中，如果没法扛住，孩子就会“断掉”。在毛毛的成长过程中，有过许多这样的时刻。面对死亡，她恐惧，于是后退了一步。抛开性别来看，毛毛也是小镇青年的缩影，他们在故乡痛苦、挣扎，却无法全然离开。孙一圣回忆起家乡曹县，和许多的小镇一样，街边是棋牌室、KTV、盲人按摩、洗脚店，很多人在牌桌上打发时间。他看到的是，小镇人无处安放的精神需求。“在一线城市，你可以看话剧、歌剧、球赛，去博物馆、游乐场。但在小镇，只能打牌、打麻将，没有太多选择。”
“冬至早过了，北京还没下过一场雪。我去买水，回来路上平白跌了一跤，水桶摔破了，水都洒掉了。我因此告假，与妻回到久违的故乡。”这是《还乡》的开头，通篇是“妻”，而不是“妻子”。每写完一大段，孙一圣会停下来读几遍。他特地选了个单字。“用‘妻子’会有棱角，就像在路上出现了一块砖，会把人绊倒、磕伤。‘妻’也有起伏，但这个起伏是圆滑的。”孙一圣解释完后问：“你能感受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