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昕平

　　聚焦宏大主题，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以个体的命运反映家国情怀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是儿童文学面对当代儿童读者时所应承载的重要时代使命之一，也是近年来主题出版的一大重点。《行走的学校》以小说形式，回溯光荣的抗日战争史，聚焦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一群“爱国走天下”的小好汉——新安旅行团的成员，讲述了新安旅行团的好少年长途修学旅行，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并最终成长为新中国各行各业人才的故事，是一部充溢爱国主义热情、集体主义温情和奋斗主义激情的抗战题材的儿童文学作品。

　　首先，作品以极为生动的生活视角切入故事，回溯历史。怀揣着这样一个具有光荣历史意义的主题，很容易让作家创作从起笔时就被一种庄严正剧的调子束缚，也很容易因此使作品着力于崇高感的渲染与提炼，而少了真实的生活气息。作家在这一点的处理上，是颇见功力的。作品以一种自然的，甚至略带散漫的田野气息开启故事。这些生活场景的描绘，也使作品切实做到了张弛有度。作品也没有因为对历史故事的高度聚焦而忽略了故事的参与者——人物形象的塑造。这些人物在作品中不是作为“符号”出现的，而是一个个性格多面的、鲜活的个体。

　　作品凸显了非常成功、精准的儿童视角，创作了多个精妙、精彩的细节。诸如盼着洪水来的心态，那是孩子才有的权衡决策，他们期待变化，渴望新奇，期待尽快到大木筏子上上课、做饭，成人眼中的灾难，成了孩子心中的期盼。学校里，孩子们事实上的生活极为窘迫，比如一日三餐都是玉米菜粥，裤带紧了又紧，还是饿得不得了；每个孩子背后的故事，也关联着苦难的现实，如那个洪水中顺水而来的孩子“小盆友”，在南京痛失父母成了孤儿，投奔贫穷的姑姑又遭洪水。这些苦难被作家处理得不见阴霾，表现了孩子们坚韧乐观的成长精神。

　　作品也充分展现了童心的烂漫，如“我”看到刘鸡鱼给大家搞到了肉，就深感内疚地对刘鸡鱼说，以后再也不在背后议论他的秘密了。而这秘密，不过是“我”告诉同学们刘鸡鱼胳肢窝里长毛了，放上鸽子蛋，能孵出小鸽子来；放上石头蛋，能孵出小猴子。更具童趣的是，“我”还把自己的奇思妙想当了真，找了个蛋形的石头揣兜里，并在上面画了只小猴子。作品中还有多个闪亮的、属于孩子语气的绝妙比喻，极为生动。

　　真实的、充足历史素材呈现与有效的艺术想象相互支撑，是这部作品书写的难度所在。这段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也是历经时代消损的、模糊的历史。作家如何在素材基础上，将这段历史还原得有血有肉，将这群孩子们描绘得各具鲜活样貌与性格，将这趟行走呈现出起伏、历练、壮大与收获，是非常具有挑战的。《行走的学校》对这14年、5万里的抗日宣传之路，做出了力求回到历史真实的呈现。除却可以想象的衣食住行上的困难——这些作家其实也有一个很恰当的表达，孩子们都以乐观主义的精神经历了、克服了；有来自战争环境的危险重重的困难，这也是可以推想到的困难，包括在战火中撤离的惊险、荒滩上与狼对唱等奇异场景的惊险，都有着令人过目难忘的真切感。

　　关键的困难，其实更在于一群孩子如何去作大事，一点点参与到抗日救亡的时代使命之中。比如北上第一站，他们就遭遇了观念之争，该不该让小孩子宣传抗日、被照相机强光吓傻的“小盆友”的定格照，都是新安旅行团面临的现实困难。作家将这样的场景做了想象性的还原，是非常有意义的。作品也有意识地描绘了孩子行走间的不断成长，包括胆量的锻炼、处理问题的方式、摩擦的化解以及在环境中的不断磨练。

　　最后想提及的，是作品还有一种内在人文精神的、具有文化意义的复苏与呈现。新安小学是陶行知先生创立的，践行陶行知先生“生活即教育”的理念，这一点在作品中得到了复苏性的描绘。作品中反复强调“生活就是课堂”“教学做合一”，对陶行知教育思想作了生动、多维、回到现场的阐释。民主管理制、轮值当主席等，将孩子们的主观能动性作了极大的发挥与培养，这是对陶行知教育理念的重新擦亮。正像陶行知在给孩子们的《我们的旅行记》一书所写序言中的诗句 “谁说小孩小，划分新时代”所说，这一切正是新安旅行团成行的基础，是新安旅行团北上南下抗战宣传之旅的基础。陶行知先生那首脍炙人口的教育诗，也在文中出现了，它就是：“人人都说小孩小，谁知人小心不小。你若小看小孩子，便比小孩还要小。”这正是《行走的学校》内在的精气神所在。同时，陶行知先生所倡导的儿童诗，是一种以教育主义色彩为主调，紧贴生活，以发挥功用为原则，“我手写吾口”（黄遵宪）为宗旨的童诗，贯穿于作品的行文之间，自然圆融地参与到故事之中，让诗句自然流淌与洋溢。多处的诗歌吟诵，都堪称点睛之笔。

　　总之，这是一部超出阅读预期的主题出版物，是在多部以新安旅行团为题材的作品面世之后，一部另辟蹊径、优秀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