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健

　　翻开手中这本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成都往事》，我的心中涌起的不仅是完成工作的欣慰，更是一段难以言说的生命共鸣。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这段历程于我而言，早已超越了一次普通的工作任务，成为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生命体验。

　　2024年9月的一天，社长带来的消息让我瞬间屏住了呼吸——杨红樱老师的第一部成人小说，竟然要在我们社出版。“杨老师要求编辑必须是地道的成都人。”社长补充道，眼神里带着几分期许。那一刻，我的心情复杂难言。激动，当然有。出版界无人不知杨红樱老师的分量，更无人不晓她多年的坚持——她的作品很少在四川的出版社出版。作为四川出版人，我们曾多少次羡慕外省同行能有机会编辑她的作品。而这一次，她回来了，带着她“写给家乡的情书”。

　　而紧张也随即涌上心头。这份沉甸甸的信任，我能否承载？作为一个地道的成都人，我虽然熟悉这座城市的一街一巷、一草一木，但能否真正理解杨老师笔下那个或许已经消逝的老成都？能否准确把握那些融在方言里的细微情感？带着这份忐忑与期待，我开始了与《成都往事》的初次接触。

　　在拿到全稿之前，我先在《人民文学》上读到了其中的一个篇章——《小满》。那个下午，阳光透过编辑部的窗户洒在纸页上，我仿佛跟着文字走进了上世纪70年代的成都街巷。杨老师的笔触细腻，一针一线勾勒出“拿得起放得下”的小满。她是那样鲜活——有着“一眼万年”的美貌却能担起生活的重担，面对命运捉弄却能笑着转身……我被深深吸引了。不仅因为小满这个人物，更因为字里行间那种我熟悉却又有些陌生的“成都味道”。

　　从那一刻起，我开始了对全稿的期待。

　　终于拿到沉甸甸的全稿，我迫不及待地开始了第一次通读。梁姆姆无私托举晚辈的温暖，小满拿得起放得下的智慧，小双文艺而笃定的气质，斯小姐那份带着距离感的孤高，小哥踏实如泥土般的善良，王宝器苦中作乐的幽默，蒋二爷洞明世事的智慧……一个个寻常百姓在杨老师的笔下活了过来。我努力跨越时间的界限，去理解书中的人物。

　　而那时的我并不知道，生活即将给我上一堂最深刻的人生课。

　　就在编辑工作推进到一半时，父亲病倒了。

　　诊断书上的字冰冷刺眼：癌症晚期。瞬间，我从一个为书中人物命运揪心的编辑，变成了一个在病房彻夜守候的女儿。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我眼睁睁看着自己生命中最坚实的依靠一点点消逝，却无能为力。

　　父亲走的那天，天灰蒙蒙的，像块永远擦不干净的玻璃。处理完所有后事，我忽然觉得周围的一切变得陌生而冰冷。

　　当我再次回到工作岗位，面对《成都往事》的校样，我几乎没什么力气去碰。直到有一天，我强迫自己拿起稿子，重新读了下去。这一次，一切都不同了！书中那些曾让我感到隔膜的悲欢离合、人间冷暖，突然变得如此具体而真切。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病痛苦难”，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力量。

　　那天，我抱着那一叠稿纸，眼泪怎么也止不住。那不只是悲伤，更像是一种复杂的释然。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杨老师要让这些人物经历那么多苦难却依然保持温暖——因为这就是生活本身，残酷而温柔，破碎而完整。

　　“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这句话不再是书中的标语，而成了我走下去的箴言。是的，我是成都人，我的父辈们就是这样从一场场时代变迁、一次次个人劫难中走过来的。

　　带着这份新的理解，我重新投入《成都往事》的编辑工作。每一个方言词的掂量，每一处人物心思的揣摩，每一段时代背景的核对，忽然都有了不一样的重量。我不再只是一个处理文字的人，倒更像是一个陪着他们又走了一程的同行者。

　　如今，《成都往事》已经静静地躺在书店的书架上，也走进了许多读者的心里。

　　有时我会想，这本书究竟有什么魔力？它写的不过是寻常百姓的生活，不过是已经过去的年代。但或许，正是这种“寻常”才具有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在这个追求宏大叙事、崇拜非凡英雄的时代，我们太容易忘记，历史的洪流正是由无数微尘般的小人物推动的。他们或许没有留下名字，但他们的坚韧、他们的善良、他们在苦难中依然保持的温暖，构成了一个时代最坚实的底色。

　　梁姆姆、小满、小双、斯小姐、小哥、王宝器、蒋二爷……他们不是传奇，却比传奇更真实；他们的故事不是史诗，却比史诗更贴近我们的生活。因为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父辈，看到了邻家阿姨，看到了街角那个总是笑眯眯的茶铺老板，甚至看到了某个时刻的自己。

　　“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从来不是空洞的口号。它是在命运打击后重新站起来的勇气，是在看透生活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的智慧。

　　感谢杨红樱老师，用文字为我们留住了一个时代的温度和一座城市的灵魂。

　　感谢《成都往事》，在我人生最寒冷的冬季，给了我温暖的陪伴和前行的力量。

　　也感谢您，我的父亲。虽然您没能看到这本书的出版，但我知道，书中的某个角落，一定藏着您的影子，藏着您的坚韧与豁达。

　　这，便是我作为《成都往事》的责任编辑，最想与大家分享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