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凤凰的化身，“朱雀”是南京的地标之一，葛亮选择《朱雀》作为叙述南京的书名，显然着眼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渊源和沧桑。故事从一位苏格兰华裔青年南京留学，回乡寻根，在秦淮河畔邂逅了一位女子开始，由此引生了一个家族三个世代的传奇。葛亮从民国一直写到千禧年，无论是时势动荡，还是家族历史，或是交织的个人爱恨情仇，家园和故土，成为他咏叹的主旋律。

　　正如他所说，“南京是我的家城，我用一个游走者的角度去看中国，去审视，去想象。”因为没有像父辈一样能亲历事实，故事而只能靠想象，也因此，用年轻人的视角来看的故事便呈现得更为自由。虽然如此，在年轻人的故事之外，血脉传承却让这个古典气韵的南京城显得充满宿命感。

　　大学时代，葛亮就萌发了为南京说故事的念头，一直到30岁完成了这本书。5年的创作时间和更长时间的沉淀过程，让他从容完成了这部小说。而触动他动笔写作的，是南京夫子庙遭遇的工业化文化危机。有一年，他突然注意到秦淮河边的老字号六凤居的楼下出现巨大的金黄色M，因为这家老字号难以维持经营，不得不把楼下租给了麦当劳。那一刹那触痛了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这个城市的传人，但当你发现这个城市也在默默无奈地变化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如果有一天这些你习以为常的东西都荡然无存了，那唯有一个方式，就是在纸上留下它。”于是，在历史小说之外，《朱雀》也成为了一本关于南京的人文地理的小说，为年轻读者提供众多审视这座城市的文化地标。

　　■受访人：葛  亮（作家）　　□采访人：海  兵（商报特约记者）

　　《朱雀》在全球化的格局下书写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你的故事中有西方的思维，但你骨子里有很传统的东西，在写作中没有矛盾吗？

　　■虽然我写的是南京，但是写作的格局是全球化的，里面涉及到很多外来的元素，包括爱情，异国恋成为非常重要的内容。我写的时候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但为什么会出现？我觉得核心的部分在于，我可能想表达这种碰撞，所以必须有一个内在的东西和外来的元素同时出现，同时交融，甚至于同时磨砺跟磨合。

　　□《朱雀》里抛给自己最大的难题是什么？

　　■一个年轻人对于历史的态度。父辈的作家更多地是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而我们是被父辈见证的这些对象的一个接受者。其实我们也有巨大的想象空间，因为没有直接去触碰，反而会呈现出更为自由的状态。比如要重新建构历史，这对年轻人来说真是一个考验。在资料收集工作之外，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情境，让自己进入到其中，有些故事就能自然而然衍发出来。当然最后抽离的感觉会非常苦痛，我写完这部分的时候深切体会到为什么后来张纯如写完《南京大屠杀》以后，要去选择一条不归路结束她自己的生命。其实历史没有一个真正的真实和非真实的区分，像海登·怀特，就讲所有的历史实际上都是叙述。从这个角度来说，看你怎么讲、怎么表达，有趣的部分就来自这里。

　　对文学的敬畏感是写作的两面

　　□你出自一个书香门第，最初的愿望是文学研究者，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写作的？

　　■我20多岁才开始写作，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办法写作，问题在于小时候的阅读习惯给我树立太高的门槛，让我对文学有特别大的敬畏感。有一天会去写的时候，这些东西会为你积淀很多；但也会导致怕露怯，你可能很晚才做，一旦没有把这种信心积累到一定程度，那这一天的实现就会越来越迟。当然20多岁这个年纪，不算太晚也不会太迟。我当时已经在香港了。

　　□你到了香港之后才开始写作？

　　■对。我当时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比较好的文学研究者，之前的阅读习惯让我有很大的兴趣去探究这些作品背后的东西。后来的写作更多是出自于偶然，我写的《七声》在台湾拿了联合文学奖。但这部作品最早只是写给我家人看的，出版以后，有读者说，虽然之前素不相识，但可以在这本书里从一个人的成长轨迹，看到时代的流转和关于我们的故事。

　　讨论“80后”这个概念不如讨论“独一代”

　　□你作为文学研究者，如何评价“80后”写作者？

　　■“80后”作为代际概念唯独在内地如此兴盛，港台几乎不存在。港台的评论界会想为什么不以改革开放为界，他们到现在还要讨论“独一代”，比如涉及到我和我的同类作家的时候，我国台湾的评论者说葛亮是头一代的独生子女，因为这是政府人口政策对整个一代人的命运和心态的影响。“80后”这个概念的意义何在呢？内地一些同辈作家也在质疑这个概念，有什么意义呢？

　　□那你怎么评价韩寒和郭敬明？

　　■这两个人在年轻人中脱颖而出，并不单纯因为属于“80后”代际概念，他们身上有个人的文化的意义。首先是他们多元的身份，韩寒不但是作家，他被大家更熟知的身份是公共知识分子，甚至是优秀的赛车手。郭敬明除了作家的身份，同时也是优秀的出版人，而且非常成功。恰好他们属于“80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