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乡之谜》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旅居蒙特利尔30多年的海地裔作家，在半夜接到父亲去世的电话后，赶去纽约参加了父亲的葬礼。这位作家与他的父亲在海地两代独裁者的统治下先后流亡到北美，在不同国家各自过着孤独的流亡生活。参加完葬礼后，这位作家又回到太子港看望母亲和妹妹，并在这场“还乡之旅”中再度面对那个国家熟悉却沉重的现实。

　　作为一位诗人，达尼·拉费里埃的这部小说带有鲜明的文字风格，《还乡之谜》这部作品尽管用诗体和散文体写成，却并未造成阅读上的晦涩凝滞，反而在字里行间带有一种特别的韵律。正是这种带有韵律感，细腻地表达出一个流亡30年的“还乡人”，携带着对父亲的回忆，再次面对沉重的故土时，内心涌出的复杂情绪。在作者看来，“还乡”带有一种特殊的宿命感，因此如此感叹，“我们在同一场生命里/至少会相逢两次/一次是去，一次是回”。长久地离开，让流亡者已对故乡产生了一种疏离感。这种疏离感就好像是一层薄纱，让流亡者对故乡既感到熟悉，又感到陌生。关于故乡的一切线索已经搅成一个欲盖弥彰的谜团，只能靠自己按图索骥地去解开背后的真相。

　　更重要的是，30年的时间可以“推翻”曾经的统治，却无法改变这片土地上的痛苦，故乡的人依旧充满迷惘和痛苦。事实上，海地在世界近代史上曾发挥过重大影响。先后作为西班牙和法国的殖民地，海地在1790年就发动了独立战争，不仅成为拉丁美洲最早争取独立的国家，也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独立的黑人共和国。但由于一直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政体，这个曾经阿拉瓦克人的居住地始终未摆脱动荡的政治环境，海地人民也从未享受到独立带来的好处。这种令人沮丧的社会现实，让海地人只能在夹缝中寻求尊严。所以，拉费里埃在书中写道，“并不是我们在独裁统治下挨饿就必须吝啬地活着……最具颠覆性的事情或许是/在独裁者的大胡子下/竭尽全力过得幸福/而我花了一生才说出这句话”。

　　小说中还讲到一位母亲的故事。那位母亲为了生命垂危的儿子，不得不请求援手。但在充斥着诈骗的国度里，她只能眼看着儿子死去，却无法获得旁人的援助。最终，没有人再能坦然地面对那位母亲的眼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马提尼克诗人艾梅·塞泽尔的诗作《还乡手记》，在这部小说中成为一个反复出现的“地标”。在这首发表于1939年的反殖民长诗中，塞泽尔曾提出了“黑人性”这一著名的概念。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对此解释道，“黑人性”就是“黑人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总和”。而对于拉费里埃来说，面对现实的海地，这种“黑人精神”不仅是对殖民主义和种族观念的一种回击，或者更是能够改变海地社会现实的解药。于是，发现海地所拥有的“黑人精神”就变成这场“还乡之旅”最重要的命题。这样来看，在父亲葬礼上呈现出来的那个谜团——丢失密码的手提箱，早已不再重要，“还乡之谜”不仅是关于父亲的“迷”，更是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海地人的“迷”。

　　在我印象中，“还乡”主题似乎在许多作家的笔下都被反复描摹过。在读《还乡之谜》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起北岛新近出版的散文集《城门开》。两部作品不仅在题材上类似，而且两位作者都有相似的人生经历。与《还乡之谜》一样，北岛在《城门开》中追忆那座存在于自己回忆中的城，实际上也是在反省自己的身份来源和价值。正如同《还乡之谜》中对父亲的回忆贯穿于整个归途，在《城门开》里父亲的音容笑貌也成为串起回忆的线索。在严格来说仍为父权社会的今天，父亲在某种意义上就等同于祖先和传统。因此，只有认识了父亲，才能真正认清自己，也才能真正发现自我的价值。所以，寻找父亲的生命源头，在拉费里埃和北岛们的“还乡之旅”中都成为一项重要的行程。正如同北岛在重新省视父亲和自己间的传承后生出真正的坦然那样，拉费里埃在回到父亲人生起点的那个村庄后，也终于能够安然入眠了。——“有人还看到我/在睡眠中微笑/如同我还是那个和外婆/攻读幸福时光的孩子/一段时间终于回来了/这是旅行的终点”。

　　《还乡之谜》[海地]达尼·拉费里埃著 何家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2月版/2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