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吴静春　马雪芬/整理

　　■托比·伊迪Toby Eady（英国著名文学经纪人、文学代理商，英国托比·伊迪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Q1您是否熟悉中国的原创网络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充满着想象力，也有深度的国际化，您是否考虑过要去把这些作品介绍给海外读者？

　　答：毫无疑问，网络文学是未来出版的一个支流。近几年我自己也在关注这方面，也感受到了西方出版界在网络文学出版和编辑之间的结构变化。但有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那就是到底中国图书在西方出版市场有多大的份额，实际是很小很小的。目前，澳大利亚是网络文学出版最好的市场之一，因为澳洲有很大一批年轻学生群体，而且澳洲在高中阶段教授汉语，所以对这种年轻文学形态都比较接受。之前有个创作网络先锋小说的美籍华人，其作品最开始在美国不是很成功，经人建议后去澳大利亚试着推广，两周之内在澳洲卖了7.2万本，之后反过来影响了英美市场。

　　中文的译文书应该向哪个市场推广呢？我来自英国，非常清楚英语世界对其他文化和语言世界所持的“否定态度”，英语世界往往不会肯定他人的文学价值。因此，如果一本书你只想追求英美市场，常常会被他们的傲慢所否定，便不能很快进入该市场。我的建议是，你可以考虑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市场。从近几年中国作家在海外出版的情况来看，在上述几个语言国家，图书的发行量和媒体关注度都比英美国家要大，完全可以借助这种市场的成功反过来影响英美市场。相关的调研显示，在德语、法语、西班牙语这些小语种出版市场，每个国家的出版计划中有50%以上是译文版；英语是大语种，译文版的占量只有5%，而中文只占5%中的5%，所以面对英语市场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低。但如果是面对其它语种就有50%的可能性。

　　对于我来说，拿到一本好书后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哪种语言不会限制这本书的出版，往往脑子里转的是10种语言，而哪10个国家语种又会接受这本书。我们每年只代理精选的6到10本书，但考虑的语种至少要10~30种。希望中国的编辑也有这种思考，不要局限在英语市场。

　　Q2中国出版界经常提倡的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个效益指标，而且社会效益排在第一位，请问您怎么考虑两者之间的关系？

　　答：我曾代理过一个专门写英法战争史的作家，他先后出版了40本书，其中有17本都被拍成了影视剧，因此获得了极大的影响，所到之处都是众星捧月。由于他个人的影响，给出版社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他的作品也成了该出版社的支柱。我个人认为，书和其他产品不一样，书能让人思考。出版界还是需要令人思考的书，不仅仅是经济效益问题，需要考虑更多的是社会价值问题。

　　Q3中国政府在大力推广图书走出去，而中国图书输出量和品种并不多，有些品种并不能带来利润，从出版社来讲，怎么处理好这个问题，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答：想扭转这个情况，我的建议是，舍弃大的出版社。在欧美国家，大的出版社特别是英语市场，他们更关注名人、政客和已经形成市场的作家，对陌生的其他语种的作家，他们不会投入精力，因为你不是他们未来的利益所在。而小社则不然，他们想发展，想把你变成他们未来业务的一部分，所以会投入整个团队把书做好，做好之后就成了他们的未来。比如《中国通》（Mr.China），这本书当时有两个出版商都想要，一个大社，一个小社，而我最终选了小社。事实上，这个小社几年下来还在推广这本书，而那个大社同时推出的一些书籍早已下架了。所以中方找外方出版商，一定要找渴望与中国合作的出版商，即便他们很小。“小的就是美的”，国外小型独立出版社会全身心做一本书，把一本书做到极致，而商业出版社往往追求规模、效益和专业化生产，不会精雕细琢。

　　Q4您在代理介绍中国的版权到国外时，选择的书目是已经在国内畅销了的，还是出版社鼎力推荐的，还是您对书的内容有所了解的，您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答：我的标准是这本书应该能让我思考，能让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认识和理解中国。以吴帆的《二月花》为例，这本书讲述了大学几个女孩之间的人际关系和情感问题，当时，我看完之后就觉得这个阶段的中国我从来不知道，所以就推荐给了出版商。我选择的更多是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理解中国的文学作品，绝对不做重复作品。我对中国作家创作的印象是，相对于英语写作，用中文语言创作出来的作品更有魅力、更有影响，可能时间花得多些，但最终的力度和影响都要好些。

　　Q5翻译对一个作品的出版非常重要，在中国，翻译好的标准就是翻译准确、词语通达、文采优美，即我们所谓的“信、达、雅”，除了具备这些标准外，对翻译还有什么要求？编辑如何才能找到一个好的翻译？找到好翻译之后编辑如何让作者和译者之间能更好沟通，更好地促进文稿出版？

　　答：首先关键的是翻译者对另外一种文化的理解程度，语言虽然很好，但不等于对异域文化的理解。如果不理解阶级文化、乡村文化、风土人情等，句子就会彻底失去异域文化特点和个人性格，造成故事的雷同。其次是找翻译，前提是一定要在中国有过经历，才能明白一个词在中国的意味。比如“玩”股票，译者要知道“玩”是什么意思，因为词汇是随着时代和社会发生变化的，如果这人不懂这些变化，只基于字典是没有用的。第三，编辑在翻译过程中能做什么，编辑要编第一稿。中方的出版社应该想到，编辑并不是把所有的翻译过程都交给翻译者，翻译对语言的理解并不代表他具有文字编辑和创作能力。西方的编辑具备很大的权力，接到一本书时，会把对书的看法、装帧设计、市场卖点、媒体宣传侧重点做成策划书，整个出版队伍会根据策划书来建立出版计划。

　　（此文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