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城乡“二元”政策不应老是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步入攻坚阶段，唯有加强顶层设计，痛下决心，才可能在阵痛中新生。

　　2013年初，中国建设投资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投资蓝皮书：中国投资发展报告（2013）》认为，2030年中国城镇化率将达70%，城市人口将达到十亿，这也就是说将有3亿人由农村移居到城市和城镇，他们将成为新城民，而这并非一条顺理成章的坦途。翻开美日韩等国城镇化的“老黄历”，均可以找到农村人口向城市大量流动的痕迹。相较而言，中国正在经历的城镇化是历史大势所趋，同时也具有特色，这就是城乡“二元”政策，还有数十年来围绕这一政策建立的各项社会机制早已盘根错节。 

　　就这一现象，汤姆·米勒在其新著《中国十亿城民》中罗列了诸多现实素材，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近年来，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持续高烧，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上下掀起了一股造城热，随之而来的是，一些空荡的“鬼城”开始浮现。 

　　汤姆过于偏重城市现象的写照，实际上，“空洞”现象在许多农村地区同样十分突出。随着外出务工成为农村地区难以逆转的潮流，许多村庄仅剩老弱病残，由此导致极其突出的“空村”现象：青壮劳力大量流失、农田抛荒现象严重、乡村治安问题突出、老幼社会保障问题严峻。 

　　一方面是空的村，一方面是空的城，这是极其鲜明的对照。稍加解读不难发现，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后，并没有成为城市“光荣”的一员。绝大多数人只能窝居在狭窄、配套设施落后但成本更低廉的城中村。他们在劳动收入、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与城市户籍居民无法相提并论。他们虽然干着工人的活，但只能被贴上“农民工”的标签。他们无法融入城市，也无法回到乡村，怎么看都像是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两端的候鸟——春出冬归。他们在城市里的收入大都比农村高得多，但这种距离障碍也会疏远他们与老家家人的情感交流，这也是大量农民工子女早早抛弃学业，承袭父辈农民工命运的重要根源之一。没有知识不一定就改变不了命运，但其难度系数常会倍增。 

　　突破城乡“二元”户籍政策，这是所有研究中国城乡经济发展的著作均会提及的话题，汤姆显然也关注到这一症结。这也从侧面反映，城乡“二元”户籍政策已经严重制约新一轮的经济腾飞，同时也是社会阶层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政策瓶颈。取消户籍差别政策是大势所趋，困难在于，数十年来依附在传统户籍政策上的差别化需要更多配套政策解决，除了城乡居民权利的差别化问题，更大的困难在于妥善解决长久以来城乡居民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 

　　户籍改革需要经济支撑，否则大量进城农民将会被坐实在城市底层，形成新的贫民阶层。目前的城镇化，许多城市的主要做法要么倾向于“掐尖”（择优“录取”高学历或高收入农村人口），要么通过农用地变性，实现农村人口户籍身份的转变。如果城乡“二元”户籍政策彻底崩解，更多农民将进入城市，他们不可能像过去的那些农民那样为城市提供更多的资源，以换取身份的转变。这也意味着，城市必须为反哺农村作出更多贡献。但时下的政绩评价机制并不能提供有力支撑，很难想象，一座城市会拿出大笔资源，着重解决那些与政绩关系不大但急着进入城市农民的各类问题。许多城市宁愿把大笔资金投入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拉动GDP，而非用于安置进城农民工。这意味，城乡“二元”户籍政策的破局，不仅要从权利角度进行新的改革，还必须从经济角度作好制度性安排，比如大力提高农民收入，增强进城农民的归属感。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因城乡“二元”政策暴露的问题早就浮出水面。数年来，围绕这些问题各界均给予过高度关注，也提出了大量极具价值的建议，比如试验农村宅基地流转，改革不合理的中央与地方税收分配制度等。倒是觉得，改革城乡“二元”政策不应老是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改革步入攻坚阶段，唯有加强顶层设计，痛下决心，才可能在阵痛中新生。当然，这样极可能影响传统的GDP政绩评价模式，对于那些擅长在GDP上做政绩文章的地方而言，抓什么，怎么抓，如何评价，这或是最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