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抗战题材的文学创作与抗战文学研究的热度似乎成了反比。一方面，各路“抗战神剧”层出不穷，一打开电视机，满眼望去都是各种鬼子、伪军与武工队的斗智斗勇，但是真正抗战时期的文学作品，受关注度却非常小。抗战文学作为冷门，实在不该。

　　从“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日寇投降的抗战14年，是中华民族浴血奋战、同仇敌忾的14年。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集中、长期地面对同一个外敌。这14年里，中华民族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就像《义勇军进行曲》里唱的那样“用我们的血肉筑起我们新的长城”，但同时中华民族的爱国热情也前所未有地被锤炼——在抗战血与火的考验中，我们如何变得更加坚韧不拔？就这个问题而言，抗战文学应当是一个很好的见证。

　　学界一般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往往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力量角逐。古往今来，似乎都不例外。在抗战时期，除了极少数卖身日伪的变节文人之外，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坚定的爱国者，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甚至日后做了汉奸的张资平，都曾一度是最先扬起抗日大旗的爱国文学青年，至于巴金、周扬、茅盾等知名知识分子的“文学抗战”事迹，则更是荡气回肠。

　　这些史实，今日几乎被视作陈迹，但是我们不该忘记，也没有任何理由忘记。作家韩晗创作的《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研究（1931~1938）》就是近年来关于这方面研究的重要著述。这本书有针对性地选取了代表当时不同社会力量的4种抗战文学期刊，表面上是对当时抗战文学的研究，但实际上分析了不同社会力量的选择与抗争方式。这个写作视角当然是独特的，所选取的期刊也极具代表性，反映了研究者对于抗战文学总体状况的了如指掌与准确判断。

　　当然，我认为这本书最为出彩的部分，是时间的划分。我们习惯将抗战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从“九·一八”事变到卢沟桥事变的“局部抗战”，一个是之后的“全面抗战”，也就是俗称的“八年抗战”。但是这本书关注的抗战史，则以1938年的“武汉会战”为分水岭。在作者看来，对于当时的文化思想界而言，武汉会战可谓影响之大，意味着抗战进入到相持的决战阶段，中国的知识分子阵营开始走向分化。一批知识分子认为抗战必胜，于是通过辗转到大后方、到香港等地继续宣传抗战，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附逆投降——当中甚至包括之前力主抗战的人，如张资平等等。

　　期刊是时代的见证，它们无声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流话语、群体观念与社会意识形态，具有文物与文献的双重意义。作者以期刊为研究对象，当然是明智的。抗战文学期刊目前散佚难寻，但却意义非凡。它既是历史的见证，也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总体面貌。《早期抗日文学期刊研究（1931~1938）》以娓娓道来的学术的话语，阐释了一段以血为墨的历史记忆，王德威教授称其“诚为探讨抗战时期政治与文化互动的重要著作”，诚哉斯言，信哉斯言！

　　政治与文化的互动，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被忽视的小问题，更何况在抗战时期。虽然今天的我们对于抗战的记忆，似乎只限于战场英雄们的壮怀激烈上，对知识分子们在当时的“文化抗战”关注不够，但是在另一个层面我们也应认识到：即使上述问题并不为普罗大众所广泛关注，但它仍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