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学者认为，建构中国新诗理论的途径主要侧重于对西方诗学资源的移植、吸纳和创造性转化。这当然有令人信服的道理，因为不仅启动中国新诗的直接引擎与西方诗歌和诗歌理论密不可分，而且新诗的发展过程也每每受到西方诗歌和诗歌理论的作用和影响。就事实而言，中国新诗理论是承袭了中国传统诗学资源建构起来的。赵黎明教授创作的《古典诗学资源与中国新诗理论建构》，正是一部在探究、把握中国新诗理论与中国古典诗学资源的继承与嬗变关系上取得积极突破、收获独到发现的重要成果。

　　中国古典诗学资源汗牛充栋、西方诗学资源浩如烟海，中国新诗理论也是数不胜数，无论是查找、收集还是阅读、理解以及辨识、处理、梳理等数据处理，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精力、体力、时间，以及无法估量的耐力、定力、恒心。不必讳言，这种考据学功夫，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来说是相当欠缺的。然而，通过该书足以看出，作者硬是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就古典诗学而言，从先秦诸子诗论到晚清龚自珍、谭嗣同诗话，凡是关涉论题，作者都全面铺开、尽情采集；就西方诗学而言，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诗论到波德莱尔、艾略特诗学，只要对中国新诗理论发生过作用，作者都没有放过、充分攫取；至于中国新诗理论，更是一网打尽、悉数占有。

　　一种诗学理论和诗歌观念，总是由具体的人提出、阐发的。这人可能是自成一家的独立个体，更多的则是一个流派、群体，但即便如此，这个群体也有其灵魂、轴心人物。因而，为了更精准、细致地发掘、透视一些代表性重要新诗理论范畴与“诗气”“兴”“歌诗”“诗辩”等古典诗学范畴的对接、变异关系，作者又具体而微地以鲁迅、郭沫若、胡适、废名、朱光潜等受到古典诗学影响的代表人物的诗学观念为样板，探析了他们各自的诗学意识。

　　显然，从书中可以看出，作者从中国新诗诗学地理上选择的诗学范畴、诗学主体，是紧扣“古典诗学资源与中国新诗理论建构”的研究目标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些范畴，不仅都浸染着中国古典诗学相关范畴的“影响”因子，而且每一范畴、每一人物的诗学思想都指向诗歌写作、诗学建构的不同向度、各个层面，同时，这些向度、层面又都事关诗歌本质和本位。这样，将论著各章各节分开考察的范畴和对象作全盘、打通领会、观照，就足以获得中国新诗理论建构与古典诗学资源的关系的整体认知、统一观念了。

　　总之，《古典诗学资源与中国新诗理论建构》是一部专业功底扎实、学养功夫精深、学术含量丰富、学理内涵深刻的诗学专著。这部著作的面世，对认识中国古典诗学，中国新诗理论建构中古典诗学资源的掺合、化约状况，必将起到不可低估的积极功效，也将因此扭转此前新诗写作和新诗理论建设的诸多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