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松

　　关键词 小说 灵感 故事

　　《暖夏》这部小说写了将近一年，如果算上构思，大约有三年左右。可想写这样一部小说的念头，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了。倘这么算，这部小说从酝酿到完成，前后就应该有十几年的时间了。

　　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小说家，编故事是首先要具备的素质。编不好故事的小说家，写出的小说不会好看。《暖夏》的故事，是先有的人物，如同盖房子，四梁八柱都齐了，甚至连如何为这房子“刨槽”也有了具体想法。可准备好这一切，却迟迟没动笔。没动笔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我总感觉这个想好的故事过于有“质感”，一过分量就太“重”了。这也就导致了第二个原因；我写小说，让自己兴奋的一个前提，是这个故事必须能“飞”起来。这样的“飞”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情节轻盈；能真正飞扬起来的故事可以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是透明的，也可以让自己在写作过程中，有一种和情节一起飞的感觉。如果没有这种兴奋，也就不会有写这个故事的欲望。后来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这件事让我一下起了“飞智”。

　　飞智和灵感还不是一回事，应该比灵感更“灵”，是一种超常的，甚至接近“犯规”的想法。当然，我这一次起的飞智与“犯规”无关。当初在宁河的文旅局——当时还叫“文广局”——挂职时，就住在办公室。每天下班，也写写东西。起初，我并没在意，后来发现，一到傍晚，窗外总是敲锣打鼓笙管唢呐的很热闹。一天晚上，我无意中朝窗外一看，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办公室的窗子正对着一个公园，有一片很大的湖面，景色很好。湖边有一个小广场，这热闹的声音就是从这小广场传来的。原来是一群人——还不光是中老年人，也有不少年轻人，正翩翩起舞地扭秧歌。我有些好奇，就下楼来到这小广场。一看才发现，果然很有趣。扭秧歌一般是为庆祝什么事，可以增加喜庆和欢乐的气氛，至少我一直这样认为。可这些人扭秧歌不是，他们是玩儿，自娱自乐，且每个人还为自己规定了角色，有梁山伯和祝英台，有焦仲卿和刘兰芝，有冯素珍和李兆廷，有杜丽娘和柳梦梅，还有许仙、白娘子和小青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角色都穿红挂绿描眉打脸地装扮起来，行头也很漂亮。关键是，旁边的吹打伴奏非常好听。他们显然都是民间乐手，不能说很专业，但也正是这不专业，反而有了一种独特味道。这种味道在大剧院是不可能听到的。也就从这以后，我每晚就不再急着写东西了，二而是来到这个小广场，看他们扭秧歌。后来渐渐发现，不仅是秧歌，公园的湖心亭里经常有人唱评戏。这一带的人都酷爱评戏，爱听，也爱唱，所以号称评剧之乡。挂职这三年，我几乎是在窗外的秧歌和评戏的演唱声中度过的。

　　起了这个“飞智”，我才意识到，去宁河挂职那三年真正的意义要显现了。此时，再想这个故事，不仅变得轻盈了，人物以及人物之间的双边关系和多边关系，包括故事的色彩也都有了变化。此前，这些人物就像北方冬天的树木，是铅灰色的，这时一下都鲜艳起来，就如同小广场上那些扭秧歌的人。更关键的是，这个故事似乎也在空中变幻着，一点点升腾起来。我在保留了质感的同时，终于抽去了它的重量。

　　尽管我经过努力，终于让这部小说的故事“飞”起来了，但也不能飞得太高。让故事飞翔，当然比贴着地面好，从几何学的角度讲，贴在地面只是两维空间，而飞翔起来则是三维空间，仅从维度说，也会为人物的活动和故事的演绎提供更广阔也更具自由度的广义场域。但是，如果让它飞得过高，到了空气稀薄甚至没有空气的“平流层”，无论人物和故事再怎么演绎也就都没意义了。由此可见，这件事也不能过，过犹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