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文化载体、修弥裂痕、人文关怀 ■孙逸凡（学者）

　　如果你试图深度游览北京，但面对海量的名胜古迹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开始；倘若你生活在钢筋水泥的现代丛林中，因为每日单调而机械的工作生活感到烦闷，那么《北京：当历史成为地理》这本书不但足以胜任你畅游北京旧城的历史导览，更不失为调剂现代城市心灵焦虑的一味良药。作者刘东黎久居北京，对古城的人文、地理历史问题抱有长久浓厚的兴趣。在全书数十个长短不一的章节中，他用饱含诗意的画笔挑开了北京城的钢筋混凝土外衣，带领读者进入了另一个北京。在这里，一条始于元代的南北中轴线构成了古城的脊梁，循着这条线来到最北端的鼓楼，钟鼓声仿佛仍然在城市的上空回荡，把人们从工业化时代精确到分秒的紧张中拯救出来，拉回到晨钟暮鼓的年代。

　　在作者细致的笔触下，北京城的每一处景观都将其所凝固的历史瞬间敞开，供读者审视和阅读。紫禁城中，我们依稀能够看到宫女穿行于后宫之中的匆忙身影，从永乐帝到李自成，从康熙到隆裕皇后，古代帝国的统治者与挑战者的权力游戏曾在这里轮番上演。国子监里，儒生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光芒似乎仍在这座古代国家最高学府中闪耀，向世人昭示着近代中国大学精神中的东方起源。老旧的砖塔胡同中，藏有元大都的歌舞繁华，也沉淀了鲁迅、老舍、张恨水等一批近代文人的岁月与文章。

　　《北京》并非简单地回溯过去，而是试图重构一个充满生气与温度的昨日世界。什刹海柔软的时光中，作者是一位知识渊博而又细致的导览者，借由他的文字读者能知悉这片位于西城区的水域的由来与沿革，了解前海、后海等风景区在明清时期的历史风貌，感受旧日荷花市场上的百货云集、百戏杂陈的热闹场面。在法源寺肃穆的空气中，《北京》的叙述又体现出足够的时间延展性。从唐太宗征高丽不成哀忠建寺，到宋臣谢枋得被俘后拒降绝食自尽，再到袁崇焕身死遗体被运入寺中超度，这座古刹千年来所经历的风霜和见证的人物命运已经成为了它生命的一部分，在作者看来它们同等重要，其存在意义不会因为后世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而所有贬损。

　　作者对北京的过去抱有一种钱穆所谓“温情与敬意”的态度。书中论及八大胡同，没有因其封建糟粕的名声将历史作扁平化处理。它们虽然名声不雅但所承载的是却是一个个青楼女子、文人骚客鲜活的生命经历，反映的是历史在社会微观层面的真实流动，“不失为一种凝聚着各种情致和历史意味的文化载体”。谈论贤良寺时，作者将这座清朝重臣进京朝见的居所与李鸿章的晚年历史联系在一起。他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历史场景，与读者共同见证这位大清朝最后的糊裱匠独木难支的悲剧命运。作为封建文化残余的青楼与作为压迫、剥削者的李鸿章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在批判之余为这些历史留下一些温情与理解，可能也是避免陷入现代历史虚无的重要方式。

　　事实上，作者孜孜不倦地追寻往昔和过去体现的是对现代文明本身的反思，是现代语境下的怀旧与文化乡愁。当代社会快速的城市化与经济的全球化给人们生活带来巨大便捷的背后，地方性与个体性首先遭遇危机。当人们背井离乡来到城市中，每天在由外表相似的摩天大楼构成的都市景观间穿梭，从事着重复而可替代的工作，下班后在任何城市的商圈里都可以找到形制相似、风味雷同的菜肴，它们与城中的高楼乃至楼中的人都属于工业化大生产与标准化供应链条上的一分子。思想层面，自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以来的现代化运动在全球范围内人为地造成了当下与过去的紧张关系。在进步观念中，历史是一个从低到高，从落后逐渐走向先进的线性过程。过去与落后、愚昧、屈辱挂钩，需要用进步的理性扫入历史垃圾堆。在民族国家兴起的浪潮中，国族历史线性叙事的构建又或多或少影响了过去本身的复杂性。当现代性本身逐渐被质疑，当城市化与全球化带来的资源、污染与财富分配问题越发为社会关注之时，人们自然会将目光投向过去，用怀旧寻求医治现代焦虑的良药。

　　我们如何才能弥合现代社会造成的创伤，调和现代与过去的关系？笔者以为，人们在面对过去时或许可以抛弃现代主义的傲慢，用一种“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拥抱历史的复杂性，如此才有机会敞开心扉与过去和解，修弥当下与历史的裂痕。在现实层面，如若每座现代都市都能有一套切实可用的都市寻路系统，让城市里的每个游客与居民都能轻松获取到当地的地理知识与道路信息，人们可能会有更多的意愿用步行近距离体会、感受城市文明。此时若能有《北京》这样用温情与细腻的笔触对待城市历史的文字陪伴，这抹温暖的乡愁或许能够搭起沟通现在与过去的桥梁，让我们在历史长河中找寻到对焦虑的现代心灵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