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田红媛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和发展。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

　　具体到出版业，有两份与传统文化相关的文件意义尤为重大。一份是中办、国办在2017年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另一份是2022年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谋篇布局，细化落实，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指明了方向。

　　近十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国家出版基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等扶持力度显著提高，一大批古籍重大项目成果相继推出，古籍数字化发展迅猛，古籍整理出版队伍不断扩大。

　　但不容忽视的是，当下古籍工作还面临诸多问题。在采访过程中，多家古籍相关出版机构负责人向记者表示，人才是古籍工作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从整理层面看，“一些高等院校的古籍相关专业已经取消，整理成果在职称晋升、业务评价方面不予承认，致使很多学者不重视古籍整理”。从出版层面看，“古籍整理编辑的专业性要求较高，但不带来直接经济效益，导致年轻编辑不大愿意从事这个皓首穷经的工作”。

　　即使是在各级部门的扶持下，很多古籍社的重大出版项目也仅能维持收支平衡，有些负责人谈到，“大部头古籍图书长期压库”“作为行业认可的专业古籍社，一方面感到很欣慰，另一方面也承担着很大的库存压力”。

　　为解决人才紧缺、经济压力等问题，古籍相关出版机构从内部加大改革力度，调整出版结构，通过提高专业度保持品牌影响力，同时大力开发市场普及读物，努力追求“双效统一”；鼓励编辑参与各类培训，有经验的老编辑以重点项目为依托，“手把手”带好新编辑。除积极申报国家和地方资助外，多家古籍社负责人还提到，所属出版传媒集团的支持极为重要，“极大缓解了古籍社资金经费紧缺的局面，为推出更多古籍图书、壮大古籍图书方阵创造了条件”。

　　过去对“古籍”的界定，多指1912年（辛亥革命）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出台后，学界和业界对古籍出版整理范围有了进一步认识。有出版社负责人表示：“《意见》中对整理范围的有关表述，坚定了出版社走专业化、 特色化古籍文献整理路径的信心。”也有人提出：“民国期间仍有用标准的文言文撰写的优秀诗文，亦当纳入古籍资助的范围。古籍整理包括对古籍的点校、辑佚等，也包括精选今注，后者优秀成果亦当多加鼓励。”

　　为推动《意见》落地，业界人士呼吁上级单位、主管部门充分考虑古籍出版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用差别化、精细化、科学化管理为古籍社松绑减负。各省尽快落实古籍工作的领导小组或者类似的领导机构，加强统一领导和组织协调。整治公版古籍图书出版乱象，审查出版社相关资质甚至实行准入制度，抽查公版书编校质量，严格保护在公版书基础上增加智力成果与知识创新含量的图书版权。

　　做好普及传播，让古籍走进大众视野；运用现代技术数字化保护，让古籍焕发全新生命力。让更多人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浩瀚如海，是古籍出版人矢志不渝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