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书稿成文于几个月之内，但赵忠祥的“故事”与创作冲动，产生在几年之中，故而，提笔文思如泉涌就自然而然了。

　　1995年10月3日，为《岁月随想》，我第三次上北京，原打算粗略看一下书稿，与老赵（赵忠祥）共同解决一些疑问，便携稿返沪。但看完书稿后，我不得不改变主意。原因是“岁月篇”的分量太轻，当年8月份拟定的几篇文章有的内容太单薄，有的一字未写。于是，我与老赵“摊牌”说：“我不马上走了，你什么时候写好，我什么时候编辑处理完毕，再回上海。”我还自作主张地和他分工：我编辑处理已写好的书稿，老赵赶写他未写好的文章，两人相互督促，齐头并进。一句话，逼得老赵非把稿子写出来不可。

　　一天上午，老赵兴匆匆地来到我住的北京水利局招待所。一进门，他就说：“陈军，我写了一段，念给你听听，看看行不行。”听老赵念自己写的稿子，是一种享受，比在电视上听他解说还要动人。我曾多次享受过这种待遇。

　　“半个世纪以来，全世界有那么多人，用各种语言形容、描绘过毛泽东，还用得着我再描述吗？何况，我只在离他很远的地方见过他不多的几次。在毛泽东生前，我见到他本人时，最近的距离也有十几米。但在屏幕上，我几乎总不离左右地侍侯他，在他身前，也在他身后。因此，我有我的视角。”

　　“尽管我并不是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但却总像一直在他身边工作。十多年来，在屏幕前我离得他那样近，看着他黑发转苍，红光消失，逐渐衰老。在他晚年接见外宾的那段日子，我更觉得是日夜陪伴，朝夕为他服务……”

　　我一边听，一边叫好，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用手拍打床沿。当老赵念完最后一句，我马上就说：“就这样写，用你特有的视角，写出你特有的经历，写出你的感悟，写出你的激情。”随后，老赵讲了这篇文章的构思和内容。

　　五天以后，标题为“荧屏小天地，人生大舞台”的厚厚一叠稿件，摆在了我的写字台上。短短五天，三万多字，白天还要工作，其间还出差去广州主持万人《黄河大合唱》。我惊讶老赵的速度，钦佩他的干劲。据老赵夫人张美珠说，这段时间，老赵每天从晚上10点开始一直写到第二天凌晨两三点。他的写作姿势也很特别，他不像别人在写字台上写，而是坐在客厅的三人沙发上，弯着腰，在一张圆凳子上写他的大作。四五个钟头下来，我真担心他那腾空的手是否吃得消。他的这一姿势，让我想到了有时我俩坐在他家的客厅里，或在梅地亚宾馆大堂，平平静静地聊天，一对一地诉说。

　　我们配合得非常默契，头一天晚上老赵写稿，第二天我就编辑处理，接着请人电脑打字。老赵写稿，都源自自己的记忆，引用别人的话或读过的书中的引文，也都凭记忆；而且，引用古今中外名人诗词、点评中外名著很多，看着看着，文章中就忽地出现一段诗或两句词。一方面，我佩服他惊人的记忆力；另一方面，出于编辑的职责，我必须认真地核对引文。多亏了老赵的好友，今天跑北京图书馆，明天跑北京大学，甚至把亲朋好友家的藏书都借来了。最多的时候，我房间的另一张床上，堆放了三十多本书。我真羡慕老赵的人缘，在北京期间，有四五位他的朋友帮过我的忙。

　　书名虽叫《岁月随想》，但老赵的写作态度是非常认真的，老赵多次说：“我是受党的教育长大的。我有着对国家和时代的责任感与热情，我不愿意去扭曲自己的观点。”对名人著书写自己的经历及隐私问题，老赵认为，写任何东西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我想怎样就怎样，更不能仗着你有名，出版社能出你的书，就想夸谁就夸谁，想骂谁就骂谁，打击别人，抬高自己。这是一种没有责任感的表现。他说，每个人都有隐私，一定意义上的隐私如果涉及别人，就不能因为你的勇敢或为了表现自己而去损害别人的利益。在写作过程中，当涉及别人的事情、朋友的内容时，他总是反复认真核实，或打电话把自己的文章读给对方听，或委托别人向有关方面调查，有时长途电话一打就是个把小时。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有人看了那篇反映老赵为职称而“战斗”的《解铃“不”须系铃人——义气与职称》一文以后，曾好心地劝他把它删去，因为这会有损老赵的形象。一位大名人，为了一个职称，竟有如此曲折的故事。但老赵认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也有着普通人的甜酸苦辣。评职称是每个知识分子都会遇到的事，他也不例外，必须把这一面真实地告诉读者。老赵的看法是对的。书出版以后，据我了解的有限信息，此文是转载次数最多的文章之一。许多读者认为，从中读到了一个真实的赵忠祥。

　　总之，这部书稿成文于几个月之内，但赵忠祥的“故事”与创作冲动，产生在几年之中，故而，提笔文思如泉涌就自然而然了。另外，读者读到他的书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仿佛在静夜灯下，听这位“老朋友”娓娓诉说……他的行文功力在于他的口述基础，于是看到他的文字，你一定会有熟悉、亲切之感，他平时就这么讲的。（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原副社长、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