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不是普通商品制造业，它出品的是文化产品，因此，出版社除了一般企业的利润创造者属性之外，更负有教化社会的义务。

　　进入出版业一段时间，经过中国发展出版社多位同事的速成培训和出版界大腕韩焱、陈晓晖、何江涛等朋友的“拔苗助长”，我对出版业有了一个基本的感性认识：做出版就像种庄稼。

　　当然，任何事业都是先耕耘再收获，不过图书出版这种产业形态与种庄稼更加神似。以我曾经从事的报业而论，办报的盈利模式是：培养影响力和知名度——增加发行量——推销出更多的广告版面——获取更多收入。而图书出版业的盈利模式是：找到好作者——做出好书——好的销量——好的收入。图书出版与报业有较大不同：报纸几乎完全依靠整体经营，就像一棵大树，根深叶茂后就能不断从上边摘取果实；而图书出版业则更依赖单个书的成败，有的书可以一印再印，发行总量百万乃至千万，吃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成为长盛不衰的摇钱树，有的书印2000册都卖不完，半年即在市场上销声匿迹，自然是赔钱。每个出版社都有相对畅销的品种，也都有多年沉睡仓库的货色。

　　从经营周期上说，报纸一旦度过最初的创业期，发行量稳定在一定规模上，即可通过广告、会议等经营手段开发其影响力和读者资源，不断获取收入。也就是说，报业的收入可以来得很快。今天和一个客户谈好，明天就能收到广告费。出版业却不行。一本书从策划选题到写作、编辑、制作出版，怎么也得一至数月时间（作者提前准备好书稿找到出版社的可以像出周刊那样快，但算上前期创作时间，也快不到哪儿去），推到市场上后，除了少数畅销书可以预收款外，大多数都要等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收到回款。一本书的正常生命周期在1～3年，如果3年后还在重印、再版、保持相当销量，那就是很好的常销书了。生命周期一两年的品种像一年生的草本庄稼，只能集中收割一茬；三年及以上的品种就像江南省份的苎麻之类多年生的经济作物，可以一茬又一茬地收割，或者像茶园，甚至可以泽被后人。

　　既是种庄稼，就要种高产高效的庄稼，不种那些收入抵不上种子化肥人工费的赖庄稼。这就要求编辑和出版社选题要精准。不是为作者出书，而是为读者出书。这本来是常识，但业内人士告诉我，不少出版社出了相当多卖不出去的书，其中多是既无学术价值更无市场的书，全国图书库存积压十分严重。我的同事张云凤告诉我，每天全国要出版500种书，许多书出来不久就无声无息了。究其原因，选题失误最要命。

　　种庄稼除了要选准种什么之外，播种后的活计也马虎不得。庄稼出了苗，要细心侍弄，除草、浇水、施肥、治虫，要把书当自己的孩子养。上市时还得包装好、会吆喝。只有每个环节都一丝不苟做到位，才能卖个好价钱。

　　是否能选择好品种，田间管理水平如何，最终卖的价钱怎样，则又与出版社总体实力密切相关。实力强的出版社、出版公司，总是不断有好书出笼，东方不亮西方亮，因而每年收成大体上总是不错；实力差的出版社，偶尔放一颗卫星，大片农田还是广种薄收，因而终将归于沉寂。

　　种庄稼也有看天吃饭的成分，这两年的金融危机就像大旱年景，出版业总的说不太好过。不过总有过得相对好的，人家或者能人工降雨，或者有完善的水利设施，或者种下的是抗旱品种。说到底，是整体实力的差异。

　　某日，在微博上看到何江涛和刘明清讨论什么书是有用的书，江涛认为塑造人的书是有大用的书。刘明清说，天下最好看的书往往是无用的书。清新隽永的诗歌和散文；耐人寻味的历史和哲学；情节曲折的故事和小说，足够让人享用一辈子。这涉及到做出版的社会责任。无疑，出版业不是普通商品制造业，它出品的是文化产品，因此，出版社除了一般企业的利润创造者属性之外，更负有教化社会的义务。有些对社会有重要意义的庄稼，赚钱不多甚至赔钱也得种。当然，如果经营手法不是太差，我觉得有重要意义却必须赔钱的图书应该极其少见。我们可以把书做得既有教化意义，又好看、可读啊！（作者系中国发展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