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亚马逊中国的“开店资质”为例，其明确规定了三点：一是企业资质，即入驻亚马逊中国的商家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台地区除外）注册的企业，且需要具备销售相应商品的资质；二是能够开具发票；三是具备全国配送能力。

　　葛琳对这样的“资质”表示质疑：“管理过于宽松”，甚至“不需要提供进货凭证，这样难以保证正品行货”。“是否对商家进行年检我们也不得而知，仅仅依靠消费者投诉甚至是出版社通过购买盗版图书进行取证然后才能进行投诉——这样的监管方式实在令人费解。”葛琳介绍说，“我社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在亚马逊中国曾有约50个第三方商家进行销售，我们的合作书店如凤凰新华、新华文轩等有授权与合同，图书自然有所保证，但其他更多的不知名书店又提供了什么进货凭证？亚马逊中国又是如何审查的”？

　　对此，亚马逊中国回应称，“对第三方商家的审核，除了从前端开店步骤对卖家资质进行严格审核和要求以确保产品质量外，上线后也有多种系统监管和评估，以及内部自查、根据厂商和消费者反馈进行调查等具体措施。同时，定期举行卖家培训，进而落实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念。更具体的监管流程我们不便对外透露。”

　　其实，在准入与监管机制之外，电商的平台化转型还面临着自销与平台“左右互搏”的尴尬现实。据记者调查发现，拥有第三方平台的电商，其内部往往拥有两个团队——自身的销售团队与第三方平台团队，这也意味着两者直接的竞争关系。以此次风波为例，贝贝特正是从图书销售量异常下滑中，发现是第三方商家售价低于亚马逊中国的定价所致，这种低折扣的销售令许多出版社都产生了不满与质疑。因此，即便抛开盗版图书不说，在定价、营销上如何有效协调两个团队的关系，避免恶性竞争乃至伤害供应商，同样值得电商深思。

　　当记者问到出版社对上述问题有哪些建议时，葛琳认为，“应当由出版社亲身参与到审查过程中——只有出版社才知道哪些第三方商家是否值得信赖。比如，一个第三方商家申请销售某种亚马逊中国在售、由出版商直接供货的图书，那么在第三方商家上架之前，应增加一个出版商确认审核环节。而且只有与出版社直接合作的第三方商家才有折扣优势，这也可以避免大量的第三方商家以可疑的低折扣销售。”葛琳也坦言，这种方式恐怕会受到电商与第三方商家的抵触。

　　针对亚马逊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内部监控，深化品牌合作商关系与建立快速反应机制，尽全力保障合作伙伴的权益”的表态，有业内人士建议说，在进货渠道、双方交易、终端市场等各个环节均不可忽视。电商平台应加大惩治力度，如发现售假即时严惩；出版商要密切监控，谨防假冒伪劣产品导致信用危机、品牌伤害，以致影响书业生态环境；读者也不要轻信价格过低的商品，购买后要索要相关票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