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科技社倏忽间风雨兼程40载，作为一名与该社有多次愉快合作的作者，窃以为其可圈可点之处不胜枚举，其中令我感受最深刻的是其秉持的扶持科技传播之功。

　　文献是承载、记录、积累、传播人类文明与知识的载体。然而，直至千余年前雕版印刷术问世，使得文献批量生产成为现实，才进而产生专业机构，出版社应运而生。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时代变迁，若论出版社之功能，乃以传播文化、知识为旨要。但在1980年代，不少颇有潜力但印数偏少的学术专著出版却处于万难境地。值得一提的是，按规模在全国排名并不靠前的山东科技社，在国家出版基金设立前20年的1988年，开风气之先，率先设立了“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为科技界学术专著的出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随后，重庆出版社、科学出版社等也相继设立“学术专著出版基金”，大大缓解了高质量学术专著的出版困难。当时，笔者正为整理、出版先父文焕然研究员的专著忙碌，虽未获得“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资助，但仍对此段历史记忆深刻。

　　近20年后，当笔者继续先父的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即将完成专著《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而找寻出版社时，看到山东科技社曾出版施雅风院士（地理学家、冰川学家）的著作《中国气候与海面变化及其趋势和影响》，便怀抱一试心态投书该社基金办。意想不到的是不久就获得基金办主任张波的复函，并约我这名不见经传的研究者在京面谈。在全面了解情况后，张波主任给予颇多鼓励，并提供了宽松的创作条件。该书近200万字顺利交稿，获得“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独家资助，采用铜版纸全彩印刷，十分精美。学术界反响颇好，获得2项省部级奖，也开始了我与山东科技社的更多合作。

　　我在应邀参与《中华大典·生物学典·动物分典》编纂后，由于篇幅所限需要大量压缩文稿，我主动大幅度减少独自完稿的部分，将原编精选方志中4%的“动物分部”删减，另编著为《中国古代野生动物地理分布》，经向张波主任咨询出版意向。山东科技社研究同意出版，申请并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依然短缺的资金则由“泰山科技专著出版基金”资助。该书出版后，获得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提名奖。

　　另外，我于2017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3卷本）以及2018年出版的《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地图集》均由山东科技社策划推出，同时都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

　　值得一提的是，出版《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续）》与《中国珍稀野生动物分布变迁地图集》这2部高投入的大部头著作，山东科技社皆承担相当大的风险。之前，我曾向一些出版社咨询，尽管他们也看到著作的价值，但有的要我个人承担相当部分费用，有的要我自找赞助，有的需待国家出版基金落实……只有山东科技社在申报国家出版基金之前便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资助出版”，且与我签订正式出版合同。这意味着一旦申报国家出版基金失败，山东科技社需要独自担负巨额出版费用。事后，多家出版社向我表示对山东科技社领导的胆识与魄力钦佩。

　　当然，这些除了山东科技社领导集体的功劳之外，以我亲历感受，社长与张波编审的诸多实际行动不能不略提一二。当我向社长等介绍一些新选题及样稿，他们不仅能够很快领悟，并敏锐地作出评估；当其他出版社还在“研究”，或要求我提供后续资料时，社长第一时间拍板，抢占先机。在频繁的书稿问题交流中，我对于张波编审的亲力亲为，多角度审校，坚持质量第一的严谨态度更有深刻的体会。

　　2018年，山东科技社还批准出版纪念先父百年诞辰的“文焕然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系列”丛书之2部（还有1部由重庆出版社再版）——《历史时期中国气候变化》与《历史时期中国森林地理分布与变迁》。

　　山东科技社出版的上述一系列出版物，对于整个历史地理学科来说意义深远：第一，文献是研究历史地理学的主要依据，而全球唯中国拥有甲骨文以来3600多年不间断的文字记载。第二，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历史地理学是1950年代出现，但文焕然在1947年就有正式发表的历史植物地理学文章。第三，现称为“显学”的“历史地理学”一般是指“历史人文地理学”部分；而“历史自然地理学”部分的难度更大，从事研究者屈指可数；文焕然是“这一学科公认的带头人”，其研究成果至今无人超越。第四，尽管文榕生的“历史动物地理学”研究被视为体制外的个人行为，但超过1000万字的成果绝大部分得到出版基金资助，并于近期得到多位专家高度评价：“总体质量、类别内容、信息含量和技术水准已超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中的动物图组”；“这一部分资料的整理与正确诠释在全世界来说都是绝无仅有的”；国家出版基金连续3次眷顾历史动物地理学著作，也是罕见而明确的信号。第五，笔者年近古稀，而目前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学后继乏人，这是我们最为牵挂的；山东科技社的义举无疑是对有志于投身历史自然地理学研究学者的有力支持。

　　我们坚信，历史已然用浓墨重彩记录下山东科技社这一功绩，学术界不会忘记山东科技社矢志不渝，扶持科技传播之举。